十七世纪的战后时期，社会和经济情况都发生了转变。富商的兴起促进了两班社会的衰落，而财政困难又促使政府一再进行赋税改革和出售头衔。战前时期几乎没有过的社会地位上升的情况开始发生。富有的农民和商人获得了两班身份，奴婢也能赎身得到自由。
批判精神日益盛行，对新儒教正统性提出异议。这种精神使人们对两班失去信任。西方文化通过中国传入所发生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主张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和调整的实学。
派系斗争更加激烈。由于更多的两班退出争权斗争，改为从事土地耕种，人们的注意力被引到农业问题上来。结果，农业管理技术和生产方法不断改善。私营的手工业工场取代了官营的工场，刺激了货物的生产和出售。
商业活动的增加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的兴起，而商业性农业的兴起又促使农村生活开始发生变化。钱币流通的扩大为农村生活和城市经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通俗诗歌和小说的兴起，促使人民注意社会的种种弊端，鼓励人民参加社会改革。
英祖的改革
英祖（1724-1776在位）深知派系倾轧对国政的害处，因此他一登基便着手荡平这种争斗。为了恢复昙花一现的普遍兵役税，他甚至走出官廷大门，征求官吏、文人学士、士兵和农民的意见。他将兵役税减少一半，并命令减收部分由渔业税、盐税、船只税和土地附加税来补足。英祖还通过采取一种会计制度来整顿国家收支的财政制度。他采取切合实际的政策，允许边远的庆尚道用粮食纳税，交到附近的港口，在山区允许缴纳棉花或现金来代替粮食。通过增加钱币的铸造来鼓励货币流通。
他热心地分发用韩文印刷的重要书籍，包括有关农业的书籍来教育人民，这清楚表明他关心农民生活。
雨量计再次大量制造，分发给地方官署，同时广泛地着手进行公共工程，英祖提高了平民子女的地位，开辟了社会地位上升的又一个可能性。他采取的政策旨在坚持儒教君主制和人道主义的统治，但是却阻挡不住社会变革的潮流。
18世纪，商业活动迅速增加，通过行会组织扩大垄断和批发销售，出现了资本积累。许多商人集中在汉城。政府核准的商店即领有执照的贡物供应商与街巷小店之间的传统分野，被融合到一种垄断和批发体制的结构之中。临时商店的设立原来是为了满足人民在特殊场合（如科举考试、国王出巡和其他全国性大事等）的需求，但是这些店铺在这种场合过去后，仍继续向普通百姓供应食品和杂货。这些店铺是由小店主在临时搭起的棚屋里经营的，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依赖于批发商。批发商的价格对汉城百姓的生活有着直接影响。
手工匠往往成为个体生产者。有些人甚至发展成工厂厂主，取得了销售自己产品的垄断特许权。在一些情况下，仅仅做经营某些商品的批发商比从事物品生产更有利可图。在商人和手工匠中，藉对已获得特许的商品作少许改进而创立一种新商品来获得特许证已成为一种风气。特许证确保垄断和受到政府保护。
所谓的湾商垄断了来自京畿道和忠清道的商品，还有一些批发商在全国有着人参销售网。开城或松都的商人在批发活动中与汉城的同行展开激烈的竞争，在日本和中国之间进行三方国际贸易。他们出售人参和朝鲜其他产品来换取日本的白银和中国的书籍和丝绸。他们为了追求利润，甚至随同使节团前往中国。他们从寺庙里的原始生产者那里大量买进纸张用以同中国贸易，从遥远的南方岛屿济州岛上买进做帽子用的马毛和从东部海岸猎人那里买进水獭毛皮。
李重焕在《择里志》一书中和李寅文在《取之不竭的江山》这幅画中分别叙述和描绘了贸易船只经常来往于这些边远港口的情景。
这种垄断和批发活动造成了对银和铜的更大需求，促进了采矿业发展。战前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矿山交给了私人经营者。在17世纪，有68个银矿在开采，但是铜矿开采不很发达，因为铜是由日本供应的。然而，在18世纪，由于日本停止出口铜，而清朝要求大量供应铜，铜矿也发展起来了。
物价不断上涨，汉城人民如果不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了商业活动的话，他们的生活会受到威胁。许多两班和平民不顾自己的身份，也从事某种商业活动。
因此，汉城在18世纪作为工商业城市有了长足进展。老百姓对诸如刀、马毛帽、餐桌和铜器等工业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对戴马毛帽的限制实际上消失了。
两班数目的增加是他们走向贫穷的根由，因为他们持有的土地至少必须在儿子之间平分，而女儿不管出嫁与否，在遗产继承中往往也占一份。财产越来越少的两班所面临的选择是，或者作为自耕农从事农业，或者间接从事获利丰厚的工商业。随着贸易和货币流通的扩大，放高利贷是他们进入的另一个领域。
商业和工业是次要职业这种观念需要改变，一些人力陈向清代中国学习的必要性。曾随同韩国使节团去过中国的朴趾源和朴齐家等人亲眼见到那里商业和制造业发展的情形。他们回到韩国后，建议采取积极政策来发展商业、冶金业、渔业、畜牧业、园艺和采矿业。
连非法翻印书籍的活动也商业化了，因为富有的两班竞相出版祖先的著名文学作品集。这种情况导致刊印受人欢迎的小说和诗歌。人民特别赞赏讽刺和社会批判作品。讲述一个演艺人女儿忠贞的《春香传》读者众多，因为书中充满了对官吏的贪婪和势利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