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历史】现代化的挑战

社会时事 韩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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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主义侵犯的反应

19世纪末，英国人、俄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坚持要求建立通商关系。普鲁士商人奥佩特于1866年两次叩敲韩国大门，要求进行贸易，但是遭到拒绝。同年，美国 “谢尔曼将军号”冲进韩国水域，目的是要迫使韩国政府同意通商。这艘船满载着欧洲商品驶入大同江，一直驶抵平壤。在那里，他们在同韩国军民打交道时不体面地动用武力。被激怒的韩国军民对这艘船发起进攻，放火烧了它。

大院君屠杀天主教徒大大刺激已经在印度支那建立了立足点的法国，促使它对韩国采取侵略行动。法属印度支那舰队司令P.C.罗斯海军上将率领他的分舰队于1866年10月13日驶抵江华岛附近海域，并令军队在岛上登陆。可是，他们被韩国军队击退，于是法国舰队被迫撤走。

日本从1868年起，作为实施对韩半岛侵略政策的第一步，开始逼迫韩国举行旨在修改传统关系的谈判。从美国的观点看，作这样一种修改也是十分可取的。“谢尔曼将军号”事件促使美国加紧努力，迫使韩国开放其港口。1871年，华盛顿指示其亚洲舰队进犯江华岛。美国军队被韩国守军击退，于是他们的舰队撤出韩国海域。

当日本表示它打算终止同韩国的传统外交关系时，摄政王表示了一种不同的见解。他主张恢复由对马岛的统治氏族充当两国政府的中间人这种行之已久的办法。

由于摄政王在这件事上态度坚定不移，日本领导人抓住“韩国问题”作为缓解国内不满情绪的排泄口，制订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驻在这个地区的日本官员奉命暗中收集有关韩国国内形势的材料。日本领导人建议派30个团占领整个韩半岛。韩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大米产量成为日本侵略阴谋的重要因素。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日本人制造了许多事件。他们派遣军舰袭击韩国沿海的一些地点，釜山和江华岛，制造一种眼看就要实际开战的气氛。1876年1月16日，由400人的军队护卫，配备了齐全的战斗装备的日本代表团在江华岛甲串登陆。

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缔结了一项12条条约。这项条约是日本单方提出的，规定要修改两国外交关系。由一项贸易协议和一项关税协定组成的条约附约于7月份签署。贸易协议和关税协定全部都是日方起草的。这些文件给予日本方面诸如治外法权、免除关税和在对外通商港口正式承认日本货币等特权，因而为日本进行侵略提供了法律基础。这些为日本在韩国进行侵略奠定法律基础的条约，是强加于韩国的不平等条约，就像一些年前日本受到欧洲国家和美国的胁迫一样。

1881年，日本的侵略范围扩大，迫使韩国方面开放元山港和仁川港。另一个要求是日本要在韩国首都派驻一名领事。在发生这些事件的过程中，韩国人中有两种强烈的意见，一种主张打退“刁滑的”外国势力，另一种则主张进行国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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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的政治动乱

同外国缔结一系列的通商条约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对韩国的侵入。一批改革派人士谴责主要的当政者试图依靠外国势力实行改革，以改善社会状况，使人民富裕和增强国力。金玉均和洪英植主要关心的事是使现代改革开始进行。闵氏家族在发生军队反叛以后严重依赖中国，导致中国军队占领了首都。

在中法之间爆发战争时，日本驻韩公使竹添进一郎同这些改革派谈及发动政变的计划：当时中国虽已从韩国撤走了部分远征军，但是它继续保持的军事实力仍远远超过日本人。

改革派策划在1884年12月4日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暗杀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显要官员，但是这项计划没有完全付诸实施。改革派首先到皇宫谒见高宗（1863－1907），极力要求他允准他们的改革方案。

12月5日，在军队指挥官们和大臣们前去朝见国王的途中，改革派在宫廷大门之内暗杀了他们。可是，改革派被迫逃走，没有宣布他们的14点综合改革法令。金玉均和徐载弼逃到仁川，登上一艘日本船前往日本避难。

日本通过订立天津条约，解决了同中国悬而未决的问题。双方在该条约中商定：（1）双方同时把远征军撤出韩国；（2）双方不派教官去训练韩国军队：（3）如果一方决定派军队去韩国，要事先通知另一方。然而，袁世凯仍留驻汉城，干涉韩国内政，而日本不愿甘拜下风，随时准备抓住一切适宜的机会进行侵略。

日本业已巩固了它对韩半岛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日本指望以韩国的生产来满足日本对大米和大豆的需求。随着日本人口的增长，这方面的需求也相应地飞速增加。韩国大米质量比日本大米好，价格又便宜得多。日本人开始使韩国农民依赖日本资金，用高利贷手段剥削他们。日本还通过第一银行在釜山、元山和仁川开设的分行，廉价收购牛皮以供军用，廉价收购黄金作为日本银行的储备金。

日本对韩国的出口商品在初期主要是转销欧洲货（尤其是英国货）和美国货。日本后来把这些欧洲商品留着从本国消费，逐渐以质量低劣的日本货取代欧洲货出口，大多是些日用的杂品。

渐渐地出现了粮食大量外流的情况；最终使韩国农民民不聊生1889年和1891年，当咸镜道和黄海道农作物歉收时，日本政府却以日本商人蒙受了所谓损失为由，索取了高额赔偿。大多数农民由此陷于贫困境地，他们认为他们的悲惨境况是由韩国统治阶级造成的，因此向他们发泄怒气。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就是起义。在从1884年政治动乱到1894年这段时期里，各道都一再爆发农民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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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日之争

以日本默认俄国租借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和租借大连为商港25年为条件，俄国同意不妨碍日本在韩国的商业和工业活动。这就是1899年4月25日日本外相西德二郎和俄国驻日公使罗森之间签订的第三次俄日条约的实质。俄国由此给了日本肆意侵略韩国的机会。

由于在满洲爆发了一场反对外国的义和团运动，俄国以保卫铁路为借口向满洲地区投入了18万大军。满洲领土的四分之三处于俄军的占领之下，他们在那里伺机入侵韩国。

在鸭绿江畔经营的一家为俄国帝国基金会所拥有的俄国木材公司的经理在1903年向俄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入侵建议。俄国公使巴甫洛夫建议俄国在鸭绿江以南确立势力范围，并拒绝其他国家对满洲进行任何干涉。据此，俄国集合了它驻旅顺口的舰队并把地面部队部署在凤凰城和鸭绿江沿岸。1903年8月，俄国占领了龙岩浦，并匆忙构筑军事设施，包括堡垒、兵营和通讯线路。

日本通过1902年签订的英日联盟条约，在英国合作下，获得了国际上对它侵略韩国政策的承认。这项条约规定，以英国给予支持为交换条件，日本将承担在远东阻止俄国向内推进的责任。日本以俄国承认它在韩国的活动为条件，同意承认俄国对满洲的占领。

俄国和日本正面对峙着，每一方都企图占领鸭绿江的两岸，作为走向既占领韩国又占领满洲的准备步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停泊在仁川港和旅顺港的俄国舰队开火，由此触发了日俄战争（1904－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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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监和抵抗

韩国完全由日本控制是从1906年2月1日开始的。统监对韩国的外交、内政和军事掌握着全权。他通过韩国管理改进委员会逼迫韩国政府在财政、银行、农业、林业、采矿、交通、教育、文化、法学、国内安全、地方行政和王室等方面接受日本的侵略政策。

为了掩饰他们的强逼行径，统监派遣史蒂文斯去美国给日本进行宣传，费用由韩国政府开支。据说史蒂文斯从日本人那里拿到了数万美元，他一到旧金山，便发表虚假不实的言论，竟说韩国人民总的说来欢迎韩日条约的。韩国移民张仁焕和田明云听到这种谎言怒不可遏，于1907年3月将他刺杀。

高宗皇帝于1907年6月派遣了一位密使去参加海牙和平会议，向全世界揭露日本的侵略政策。统监府得知后，逼迫高宗退位，并于7月24日再次迫使韩国签订第三项韩日协约（韩日新约）。这项协约为日本吞并韩国提供了法律依据。大量日本官员渗透到韩国政府的行政和司法部门，加速了日本攫取韩国政府实权的图谋。韩国军队被解除武装并被解散，司法系统被改组以便为日本的侵略服务。

韩日新约附有一项秘密备忘录，其中规定：将解散韩国军队，法院、新建的监狱和警察将移交给日本管理。这使日本人掌握了实际的司法和警察权力。

大韩帝国这时已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家。日本侵略者通过他们的军队和警察对韩国政府施加武装压力。1910年6月创立了宪兵体制，任命日本宪兵司令兼任警察总监的职务。

日本在进行对俄作战时，策动成立了一伪协会——一进会。韩国人民对此十分愤慨，大韩协会、皇城（汉城）基督教青年会和全国教育研究协会激烈抨击一进会。《皇城新闻》发行人张志渊在一篇社论中抨击保护关系条约，日本警察将他逮捕，并查封了他的报纸。另一家报纸——用韩文、中文和英文出版的《大韩每日新报》抨击日本的侵略和压迫政策，成为韩国民族反抗的指导。

代表社会各界的许多领袖，为反对被迫签订的条约而自杀，并有很多人企图刺杀与日本合作签订侵略条约的韩国朝廷大臣。

高宗皇帝向美国和向1907年举行的海牙和平会议呼吁，请求支持否定这项条约，然而没有成功。韩国人民对日本控制的反抗加剧，但是遭到日本军队的残酷镇压。在忠清道、全罗道、庆尚道和江原道，爆发了由著名的儒家学者领导的起义。

虽然抗日战士——主要是年轻农民——缺少武器，但是他们却英勇地与日军作战。当被日本强迫解散的正规军参加战斗时，抗日斗争声势浩大，发展成全面的抗日战争。战斗伸展到全国每一个地方。不仅是农民和军人，还有韩国北部的猎人和矿工，都加入了抗日行列。指挥人员包括两班阶级的儒家学者和许多平民。

1907年至1909年间，曾进行过许多次激烈的阵地战，但是在抵抗战上则更活跃地采取了济南战术，营救被日本人囚禁的爱国志士，破坏日本人的交通与通讯设施。在战斗地区访问过义勇军战士并亲自观察了他们活动的唯一外国人F•A•麦肯齐写道：

当我站在一个山口，向下望那通向利用的山谷时，我想起了我朋友所说的话。这里的情景确实表明了日本的残暴行径。我看到呈现在我面前的是化为灰烬的一个又一个村庄。这里遭到的是彻底而完全的破坏。一所房子也不剩，一堵墙也不剩。

义勇军的情况极其困难，因为必须尽可能设法获得与日本作战的武器和其他必需品，而日本军队和警察却很容易从本国得到作战物资的供应。韩国人民的武装抵抗逐渐衰弱。据日本方面报告，韩国义勇军在1910年11月或1912年3月在黄海道进行最后一次作战以后不复存在。可是，据麦肯齐报告说，义勇军的抵抗可能一直继续到1915年。在国内，抵抗运动转入地下，同时有一批爱国志士渡过鸭绿江和豆满江（即图们江），进入中国东北，组成了大韩独立军，把大本营设在间岛。这支军队成了此后一切抗日斗争的主力。义勇军战士作为国内外的争取独立的抗日斗争的先锋队，显现了韩国人民抵抗日本殖民政策的能力。

在这支抗日军于1909年在中国东北的间岛建立大本营时，间岛地区的人口为83，000韩国人和21，000中国人。日本统监为了摧毁那里的韩国独立运动，建立了一个分局，并驻扎了一支军队，外加宪兵部队和警察。一支韩国独立军部队在港范图领导下已经开到间岛，但是日本要求中国承认间岛为韩国领土，想以此来压迫该地区韩国居民。

可是，由于中国作出让步，准许日本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铺设支线，在满洲开采矿藏，政策有了改变。作为回报，日本于1909年9月4日同中国签订一项条约，承认中国对间岛的领土权。

尽管如此，在间岛新设的日本总领事馆仍然对韩国的独立活动施加压力。韩国青年爱国志士安重根于1909年10月26日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了统监伊藤博文。

根据1910年8月22日签订、于一星期后宣布的一项条约，日本给了大韩帝国以最后的致命一击，把统监府改为总督府。在这项条约公布前，先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包括暂停报纸的出版和逮捕成千上万的韩国领袖人物。首都由日本特别作战部队严加防守。这项条约是已遭全国人民痛恨的一些韩奸官吏与统监府日本官员之间密谋的产物。

5

教育变革

独立协会提倡进行现代化改革，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基督教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向韩国示范了欧洲式的现代教育。在日本加紧侵略的形势下，政府努力设法解决教育问题。政府于1895年颁布了汉城师范学校、外国语院校和小学教育条例，于1899年颁布了医学院、中学以及商业和技术学校条例，由此为现代教育奠定了基础。1904年，扩大商业和技术学校的范围，把农业学校也包括在内。

1895年设立了学习日语、英语和法语的外国语学院，1896年设立俄语学院，1900年设立汉语和德语学院。

还设立了专科学校来为政府各部门培养具有专门技术的人员。这些学校设置了诸如采矿、法律、邮政和电力等领域的课程。还有许多由民间人士和传教士开办的旨在鼓励独立意识的其他学校。1904年由牧师全德基创办并主持的青年学院，为同新民会（争取独立的一个秘密组织）有密切联系的青年提供教育。这所学校于1914年被日本强行关闭。

日本通过统监府，对韩国的教育取得了实际控制权，以皇帝敕令形式对教育系统实施改组。日本人企图把所有学校置于政府管理之下，减少学校数目，使教育内容服从他们的殖民政策，并以降低学术内容的水平来阻滞韩国教育。日本人通过1908年颁布的私立学校法令加强了对私立学校的控制，并关闭了许多私立学校。

但是，在豆满江（即图们江）对岸的滨海州和间岛地区，仍继续创办学校。1919年，仅在满洲地区，韩国学校的数目就达130所。流亡在满洲的爱国领袖们像他们在国内的同行一样，特别重视教育，认为这是进行争取独立斗争的一个必备条件。

1905年，周时经就韩国语言的研究和编撰一部字典问题向政府提出一项建议。由于他的努力和1907年建立的全国语言研究会的努力，采用了一种书写本国文件的新体系。根据这个体系，官方文件和信函中不再完全使用汉字，改为汉字和韩字混合使用。

报纸和书籍使用了新的书写体系，以便在人民中更快地传播有关欧洲体制的知识。周时经于1908-1914年间出版了他关于韩语语法和音系学的著作，对科学地研究韩语具有深刻影响。他还教导说，语言和书写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基础。

在对民族语言有了现代化理解的基础上，开始了一个新文学运动，目的是在群众中唤起民族意识。新型的诗歌、小说和游记用韩文出版。这些文学创作成就之所以能够取得，是由于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头十年翻译出版了欧美文学著作并模仿它们进行写作。这一早期阶段的启蒙运动为20年代的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