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被像甄萱和弓裔这样的造反领袖闹得四分五裂。甄萱于公元900年在全州宣布成立后高句丽。最后一个造反领袖、贵族家庭子弟王建成了弓裔的首席大臣。王建于公元918年以弓裔行为不轨和滥用权力而推翻了他，并寻求和得到了地主和商人们的支持。此时地主和商人的政治和经济势力都已远远胜过新罗政府。
王建于公元934年轻而易举地向后百济发动袭击，并于公元935年接受了后百济的主动投降。翌年，王建又接受新罗景顺王的逊位。
王建最初满足于不去触动各道的权贵们。他特别注意安抚新罗的贵族。他让前国王景顺在自己的政府中担任最高官职。他甚至与新罗王族的一位女子结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
在以高丽王国（918－1392）——高丽的名称来自高句丽——开国国王身份登基后，他拟定了十条训谕要他的继承人遵循。在这十条训谕中，他预言他的国家与北方的游牧国家之间大概会发生冲突，提出要加强国力。目标是收复高句丽过去的国土。他告诫决不要干扰佛教寺庙，并警告要提防篡位和各王族间发生内讧，要防止削弱地方权力。
太祖（王建的谥号）的宽大政策加上他的婚姻纽带使得桀骜不驯的地方贵族变得比较顺从。光宗王（949－975年在位）为了削弱地方权力，着手解放奴婢以恢复在公元956年被不公正地降为奴婢者的贵族身份。此举有助于增加岁入并受到被不公正地强迫当奴婢的人的欢迎。
两年后，他实行了科举制度，以择优遴选官吏。他的继位人景宗（975-981在位）实行给官吏分配土地和山林的办法。这些政策使高丽国得以作为中央集权政府立住了脚跟。公元982年，成宗（981-997在位）采纳了儒学家崔承老的上疏，为用儒家国家模式治理国家铺平了道路。地方官吏由中央政府任命，一切私人拥有的武器都收集起来改铸为农具。
政府组织是按唐朝体制设立的，但是建立了官吏向国王进言和对国王的决定进行审查的制度。有了这样的国内秩序，高丽便得以抵挡住外国的入侵。
契丹兴起后开始大联合，把原来的部落联盟变成一个由中央统一指挥的组织。他们于公元926年征服了渤海国，公元937年正式定名为辽国。如上所述，渤海国人民逃到高丽，但是此时辽国已作好进攻的准备，因而高丽想同它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落空了。辽国于公元983年、985年、989年和993年发起进攻，袭扰高丽。然而在公元993年，高丽统帅徐熙（940－998）面对着与辽军僵持局面，与辽将萧逊宁举行和谈以结束敌对状态，承认高丽在鸭绿江以南的领土权。
公元994年，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辽国于公元1010年发动进攻，高丽国王逃到南方。由于北方的女真部落在与满洲接壤的韩国边境地区强大起来，冲突变得更为复杂了。这给已经疲于战争的高丽发出了又一个警报。高丽国王显宗（1009－1031在位）下令刻印大藏经，乞求佛祖保佑。大藏经总共约有6，000章。
然而，在公元1115年，女真宣告成立金帝国，与辽国发生战争。公元1125年，金征服了辽国，转而侵略宋朝。到1126年，金征服了北宋，北宋逃到长江以南地区。宋朝两个皇帝被金俘虏。宋朝皇家书库和许多私人书库归金所有。
高丽那年也遭了灾难。公元1126年，由于仁宗王的岳父纵火焚烧宫廷建筑，所有的宫廷建筑物，包括王家藏书楼和国家研究院的数万部藏书，全部化为灰烬。高丽损失了这批著名的藏书，而且无法从宋朝获得书籍。用木版印书既费用高昂，又十分费时。于是产生了用铸字印刷的想法，开始用铸铜钱的同样技术来铸铜版。在12世纪中叶前后印了许多书目，但印数有限。
公元1145年，仁宗（1112－1146在位）命儒学家金富轼编纂了《三国史记》。约一百年后，一位名叫一然的和尚编纂了《三国遗事》，这部著作记述了史书上没有记载的重要史实和传统。
但是，由于武官的地位降低，奉禄较少，文武官员之间发生矛盾。公元1170年，武官起来造文官的反，用流血手段来报复。
大约这个时候，蒙古人巩固了政权，宋朝用焦炭炼铁的新技术被蒙古人利用来生产武器。蒙古人于公元1215年用这种新武器征服了金，并把死不臣服的辽国难民追赶到高丽境内。在那以后，高丽便接连地遭到蒙古人的入侵。高丽朝廷和官吏于公元1332年逃到了江华岛。
蒙古人于公元1238年打进来，对高丽实行掳掠，毁掉了新罗时代建造的皇龙寺精美的宝塔。江华岛上的高丽朝廷刻制了第二部高丽大藏经，这部佛经共80，000多块木版，两面刻字，现在保存在海印寺。这项艰巨任务也是以祈求佛祖保佑抵御蒙古人的虔诚爱国心来完成的。高丽人民尽管不断遭到进攻和入侵，却同仇敌忾，抗击外国入侵者，保卫国家。
从14世纪中叶起，蒙古的力量迅速衰落。他们自己内部存在着争夺王位的斗争，同时在14世纪40年代，中国全国各地频频爆发起义。
高丽最终摆脱了蒙古的控制后，开始采取措施改革政府。恭愍王（1351-1374在位）首先将亲蒙古的贵族和武将撤职。这些被贬谪的人组成了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派别，策谋发动政变推翻国王，但是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第二个国内问题是土地持有问题。此时，土地分配制已经瓦解。只有得蒙古人宠爱的文武官员，连同一小撮地主士绅拥有绝大部分农田，由佃农和农奴耕种。恭愍王试图实行土地改革，却遭到本应实施他的改革的那批官员的反对和规避，因为他们本身就拥有大量土地，按规定应对其所有权进行重大改变。
第三个问题是佛教徒和儒家学者之间的敌对日益加剧。通常，佛教信仰与儒教信仰彼此共存，没有甚么冲突，而且在王朝的大多时间里确是这样。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此时高丽学者已深受朱嘉在十二世纪末蒙古人入侵前夕所提倡的新儒教教义的影响。新儒家学者不同意一个人在出家做和尚前应先弃绝家庭联系的主张，因为儒家哲学的基础就是牢固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寺院拥有很大财富和权力以及国家为佛教节日承担巨大开支这两件事成为批评的对象。
另一个问题是，日本海盗不再是抢了就逃跑的海匪，而成了深入国土行劫的有组织的军事劫掠者。正是在这个时候，李成桂将军由于在一连串交战中成功地击退这些海盗而声名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