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明華
教育部副部長魏家祥早前在《星洲日報》發表了〈從拜會李資政到英語教數理〉一文，文中提及，李光耀和馬哈迪是宿敵，在很多國際課題上，李光耀都與馬哈迪針鋒相對，但對敦馬推行的英語教數理政策，李光耀卻給了正面的評價。
或許，我們應該如此詮釋，李光耀是根據他在新加坡實踐多年的經驗，肯定英語教數理政策可行。
但他卻未深一層指出，新加坡是一個實行單一源流教育政策的國家，而馬來西亞卻是一個擁有多源流教育體系的國家，兩者模式不同，國情不同，需求也應有所不同。
新加坡曾經是東南亞華文教育的重鎮，是中、港、台以外，華文教育最普遍、水準也最高的地區。但自80年代開始，新加坡就完全沒有了華文源流學校，華小沒有了，馬新華人社會聯手創辦的南洋大學也走入了歷史，新加坡剩下的，就只是清一色的英文源流小學、中學，乃至大學，不同種族的學生，只能選修一科母語，其他的科目，一概用英語教學。
所謂有得必有失，新加坡搭上了英語主導世界的列車，配合政府務實、有效率及清廉的政策，結果在經濟上取得了驕人的成就，但在文化傳承上，它卻落得不中不西，文化底蘊的單薄和貧瘠，令不少新加坡朋友今天仍唏噓不已。
回看歷史，李光耀當年制定以英語為主流的教育政策，除了是受他個人的教育背景的影響，恐怕也與當時的政治大環境脫離不了關係。
50及60年代，是一個意識形態鬥爭劇烈的年代，從爭取自治、與大馬合併到宣佈新加坡獨立，李光耀一直都在和他國內的左翼人士展開明爭暗斗。這些左翼人士大部份是受華文教育的，這使到李光耀強烈地認為，要剷除左翼的勢力，首先必須從教育領域下手。
公平的說，新加坡的華文教育並非是在政令下“壽終正寢”的，而是學生家長基於“現實”的選擇。但不能否認，這是李光耀教育政策下的必然結果。
反觀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在這幾十年里一路走來，儘管充滿坎坷、焦慮和憂慮，但在被壓制、被邊緣化的危機之中，它反而被淬鍊得更光耀、更美麗，不僅展現了它最頑強的生命力，也譜寫出一個可歌可泣的文化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