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医讨活命
——从《挽救中医》说开去
《挽救中医》这书，可以视为一种疾呼。——这是一本为中医讨活命的书，字里行间，可谓忧心忡忡……
中医究竟怎么啦？这两年，我屡屡在媒体上看到关于中医的争论，争论的双方，大抵就是“捍卫派”和“打倒派”。捍卫的一方，多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说事，以为中医的整体观是一种极优越的理论；但我总替这一派担忧，因为仅仅凭文化热情是保存不了一个学科的。打倒派人士，则以“科学”为棍棒，斥中医为“最大的伪科学”；我也觉得这一派的立场多少有些空洞和强蛮。
看来在这场争论上，“科学”是件很要命的事儿。
“伪科学”这个词，我每回看见它的时候心里都有些害怕。因为它的构词关系跟“反革命”是一致的。语言游戏一旦变成历史游戏的时候，很多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对中医的批判否定，其实由来已久。20世纪初叶，“革命”之风盛吹，每个领域都有人出来倡导革命，几乎成了一种时髦。当时医界的革命家，以余云岫为代表，公开打出“医学革命”的旗帜，至1929年，还出现过废止中医之举。其实余云岫倒也不是要一味地反对中医，他的革命方案，是把“医”和“药”分开。他认为，“医”之中基本上都是巫祝玄学的东西，必须彻底否定；但“药”里面却有不少好东西，可以拿“科学”来筛选一过，为我所用。所以他提出了旧医登记的办法，在时间上画了一道线，从此以后，中医就连注册的机会都没有了。这也就是让“医”自然消亡。
可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医之不存，药将焉附？其实他的方案中也包含了处理的办法，那就是：附到西医的身上去。——这不是赤裸裸的掠夺吗！
但在当时，这种掠夺却有个堂皇的理由，他是这样说的：“夫革命有革命之目的，破坏有破坏之意志，而学术上之革命，尤以真理为目的。研求真理，必以科学为根基。吾之所谓医学革命上之破坏，皆以其非真理、非科学也。”——“科学”在这里又浮现出来了。好像只要目的是科学，就可以不惜一切手段。在这里，他还把科学跟真理等同了起来。这种等同，并没有进行论证。好像在用“科学”的名义对事物进行否定时，是无须论证的，这几乎成了一种风气。我觉得这很有意思，这里面潜藏着20世纪人类的一种莫大迷信——对科学的迷信。其实，科学的本意是反对一切迷信的，包括“科学”自身。
我时常想，人所确定的“真理”究竟是什么？真的是纯客观吗？哲学上，关于真理问题有一个著名的“笛卡尔循环”，认为真理是在理性和经验之间的循环。所以，一切真理之中都有一个“人”的实用的立场。医学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它的“人”的立场应该是更重要和更关键。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其实，是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所谓“科学”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是中医界的人士，我就干脆承认：是的，中医就是中医，它不是科学，但它有用。——依我看，对于实际生活来说，‘有用’比什么都重要，名分反而是很虚的。就像你跟一个古代的人，各各拿了一把尺子去量一块布。他说那块布有一丈，而你量出的却只有七尺……谁对谁错呢？实际上，这里面没有是非问题，只有尺子的问题。但我们今天的问题可能更严重，这种严重性在于：我们自己手里没有尺子。”——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百年尴尬！
在这样的尴尬中，忧愤和疾呼也就难免了。《挽救中医》这本书，充满了这样的忧愤和疾呼。对洛克菲勒资本阴谋的揭露且不说，还是说余云岫现象。我认为，余云岫折射的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思潮——似是而非的科学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不是个人的，而是群体的。在这种思潮的作用下，才形成了一套对付中医的管理制度，构成中医发展的一个个制度陷阱。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
《挽救中医》编余手记
我不知道中医究竟应该何去何从！
大约两年前，在北京见到吕嘉戈先生，聊起中医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的话题，在座者心里都有些忿忿。当时我曾约他，应该把这些问题编成一本书。否则，我们外行人光觉得中医现状存在着大问题，只从文化上去思考原因，说一些漫无边际的话，却不知道问题具体出在什么地方。——我一向觉得，宴谈文化本身其实是一件挺虚的事情，因为在文化观念实施成组织行为和个体行为的过程中，已经没有纯文化的东西了。是各种权和利的杂质，左右着这个过程……
到今年元旦，收到吕先生的来信，说书编出来了，让我去北京取。我即去了一趟北京。取回来一看，可谓编得颇详实，而我也看得渐渐地有些义愤了。
过年耽搁了半个月，过完年，拿到校样，又更仔细地看了一遍，这才觉得它其实是一本对很多问题的理解都有启发性的书。
这里面展示的中医与资本、与观念、与制度、与科学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以视为一个很典型的个案——一种传统如何在“现代性”的挤压下披枷戴锁、气喘吁吁、灵魂出窍的个案。这样观察起来，是很有趣的。
比如说资本阴谋吧，其实由马列主义武装过的我们对它并不陌生。马克思毕生所做的工作，可以说就是揭露这种阴谋。但我们往往会忽略它的另一个层面的问题，那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也是资本制造出来的，或者说，资本最大的制造其实就是文化。而且这种制造，还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它会使资本的吞噬变得更隐蔽、更文雅。我觉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探讨的一个主要命题其实就是这个。
资本的文化制造成功之后，历史就开始变得吊诡了。
这种吊诡体现在中医遭受的两次制度性的打击上。第一次发生在1929年初，民国政府通过“废止旧医案”。这事闹得沸沸扬扬，后来也有点不了了之。这里面有意思的是，它还有过一个跟语言有关的细节，那就是“旧医”这个名称的确立。当时对中医究竟该称为“国医”还是“旧医”，有过讨论。国粹派主张称“国医”；科学派主张称“旧医”。结果科学派占了上风。这一字之差，透出了很深的历史意味。——“旧”意味着它是不新的、过时的。因此也就是应该被否定的。把“过时”跟“否定”等同起来，这是20世纪中国观念中的一种基本迷信。这种基本迷信跟“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迷信只是在时间矢度上有所区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其实都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但是迷信泛滥开来，就一发不可收，发展到后来，就是极端化的所谓“破四旧”运动了（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破四旧”始终是一件挺豪迈的事儿），它们是一脉相连的。这种一脉相连，甚至超越了政权更替所带来的历史清算。
于是，第二次打击就发生了。这是1951年，新中国的第一届卫生会议。那次会议的重要成果，就是完成了一套对中医的管理制度。今天回过头来仔细分析那套制度，可以看出，那样实施下去，中医是必死无疑的。因为那套管理制度一个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消灭“人”。——消灭什么人呢？就是要消灭以“中医”作为生存身份的人。这一手其实是非常高明的，因为在一手那么去做的时候，嘴巴里还可以高呼“要保护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遗产”，一点也不得罪人的样子。……可是，人没了，遗产搁哪儿呢？保护，其实是一种权力。有权力才会去保护。人没了，遗产没有了具体的产权归属者，那么实际的结果就是，没有人会去保护它。所以人的问题很重要。孔子当年就很明白这个道理，他在说完兴灭继绝之后，还专门加了一句“举逸民”。我看，中医最后恐怕也得弄到“举逸民”的地步不可。这事儿也挺吊诡的。
中医混到这步田地，剩下的，也只好是一副花架子了。
这就是这个个案给我的某种启发。
我觉得这本书的不足之处，是对中医教育的问题涉及太少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它恰好涉及到“人的问题”。如果说，今天的大学教育大多在生产来料组装的产品的话，那么中医教育生产的也许就可以称作组装的伪劣产品。说它“伪劣”，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学习模式出了问题，而它的学习内容本身也已经变味儿了。许多中医学院的教授自己就说：中医学院在培养中医的掘墓人。——这些资料我也是在这本书里看见的，可惜内容还是太少了。
中医何去何从，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