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文化的肇兴与传播

安焕然

海南人是有文化的。一个关键时期是在宋代,从北宋姜唐佐中举开始,至南宋末,海南共出举人23人、进士12人。南宋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郑真辅登进士第二名,是海南第一个探花。这样的科举高中频率,对长期被中原士人视为“蛮荒孤岛”的海南,无疑是令人惊讶的成果。宋代海南,其文教儒风已肇始兴起。

两宋时代,中原纷乱,海南岛却是一个有文化的纯朴乐土。南宋名臣李光对海南之承平,文化风气之增盛,颇为赞嘆,称道说:“海南自古无战场,靖康以来,中原纷扰,而此郡独不兴兵,里巷之间,晏如承平时,人知教子,家习儒风,青衿之士,日以增盛,郡试於有司者,至三百余人。”

而且文化的传播,应是双向互往的。海南不仅有中原文化输入,亦把本土精彩的文化技艺北传中土。海南黎民的棉花(古称吉贝、古贝)织品是最早见於中国史籍的棉织品之一。唐宋时期,海南的盘斑布、古贝布、黎锦、黎裙和黎幕等更是蜚声中原,成为中国宫廷的贡品。赵汝适《诸蕃志》指说,海南在宋朝时已是福建海商贸易兴贩之地。除了沉香等香药土產,海南的棉织品亦是福建海商另一热衷的商货。苏軾謫居海南时,作〈和陶擬古九首〉,第九首亦曾说海南“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遗我古贝布,海风今岁寒。”指出海南棉织品的普及与优质。

这种精妙的棉织工艺在元代获得了北传。事因松江府乌泥涇(今上海)黄道婆幼时为童养媳,因不堪公婆虐待而隨云游道士逃至海南崖州(今三亚市)。她在海南居住的40余年间,向黎族同胞学习了棉纺织技艺並加以改进。据说黄道婆发明了三繀脚踏纺车,一次能纺3根纱,比手摇纺纱效能高出3倍。元朝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6年),黄道婆返回故乡(今上海)松江府乌泥涇,遂把这改良后的海南棉织奇葩的技艺传教乡人,对促进长江流域棉纺织业起了重要作用。

再者,唐宋之时的海上丝路颇为兴勃,中国福建海商和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穿梭其间,海南岛亦是海上交通一个中途补给站和避风场所。日本学者桑原騭藏在《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说,当年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经营东方远洋贸易,在其通往中国的航线上建立了不少据点。除印度,马来半岛的个罗国(即吉打)、室利佛逝、占城,亦一度为彼等之居留地。此外,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海南岛。

占城是指今越南中部海岸一带。宋元期间,因海上丝路贸易频繁而与阿拉伯商人的交融,多有信奉伊斯兰的占城人浮海遇风,飘至海南岛的记录。当时这些穆斯林移居海南岛,散泊海岸,谓之“番村”、“番浦”,其人多蒲姓。

1976年,海南岛南部沿海,跨越於陵水、三亚两市、县交界的福湾海湾,东西长约2.5公里的海滩沙丘地带上,发现墓碑刻有阿拉伯文《古兰经》,属於唐宋时期的穆斯林墓葬群。之后又陆续在三亚附近发现5处穆斯林古墓群,是在中国南方沿海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穆斯林墓地。

海南“回族”主要居住在三亚、儋县。伊斯兰色彩比较浓厚的三亚地区,1937年尚有4座清真寺,属什叶教派。其文化亦兼容了其他文化因素,诸如语言一部分带有马来语的语根。这些穆斯林后来就成了海南回族,並改用了汉姓,包括蒲、方、海、刘、哈、杨、马、米和汪等十余姓。

至今,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市回辉村还有不少“回族”。首相阿都拉的外祖父哈山沙礼原名哈苏璋,就是在19世纪末从这个海南穆斯林村落飘洋过海,南来马来亚谋生的。有人说,首相阿都拉应也可以算是四分之一的“海南人”,这是有根据的。

因而,稍懂点海南歷史和其文化渊源,就別再乱说:海南人是“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