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一种社会交际工具，人们利用它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达到彼此之间的了解。但语言并不简单的只是一个工具，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汉族民间，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便刻意追求有关死亡及一切不幸之事的语言表现形式，于是汉语里便出现形形色色表示祸害的词汇。这便是所谓的语言禁忌。
语言禁忌，是很富有地方方言或社会方言特色的语言风俗现象。禁忌的原则，大体是出于吉凶、礼教、功利、荣辱等诸种考虑，其具体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凶语即不吉利的词语，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忌讳听到凶语的，惟恐这些字眼会招致凶祸的真正来临。然而在人际交往中，经常要表达不祥的内容，这便更改用另一些褒义或中性词代替，这种变通的表述方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用反义语来替换不吉的词语，谓“讨口彩”，此法在禁忌语中极普遍。戏院里的太平门，原意为万一发生了火灾好让观众逃走，说“太平”乃失火事故之反义。吴地习俗，行船忌说“住”，“箸”与“住”同音，故改称“筷儿”，取“快”音，现普通话及广州话的“筷子”，即由此而来。广州人把“气死我”叫做“激生我”，“笑死我”叫做“笑生我”；“杠”和“降”同音，故把“竹杠”称为“竹升”，“空”与“凶”谐音，便把“空”说成“吉”，“空屋出租”成了“吉屋出租”。吴语中忌“药”字。药为治病之物，言之恐一直缠身，于己不利，便将“吃中药”改说成“吃茶”。旧时江西流行说喝药为喝好茶；称一种消积食、去风寒的中药为“午时茶”，一般饮用的茶水叫做“茶叶茶”。广东的客家人忌说开药方，而改言“开丹底”。
二是用有关或相近的事物名称来代替。浙江一带，小孩肥胖，忌说“壮”，因本地猪肥叫壮，要以“个头好”，“补胚好”代胖的意思。人有病，最忌说“生病”，要说“不新鲜”、“懒意’、“着力过了”等。人死了，其家人忌说“死”，要说“老了”、“好了”、“过辈了”等。小孩夭亡，也忌说“死”，要说“逃出去了”、“转去了”。婴儿出生，忌说“生了”，因生有陌生、生疏之意，要说“领了”。许多地方忌“虎”，遇“虎”时改用“猫”代称。如温州把“老虎”改叫“大猫”；长沙将“腐正街”改为“猫正街”，“腐乳”称为“猫乳”，因“腐”和“虎”音同。北方人干脆称“老虎”为“大虫”，小说《水浒》里即如此。此忌讳心理发展至顶点，竟连姓氏也不免其扰，姓虎的自念作“猫”。江苏及浙江杭嘉湖地区的蚕农，忌说“温”字，养蚕怕瘟，于是“温度表”要说成“寒暑表”；忌说“亮”字，因“亮蚕”为蚕病，“天亮了”则说成“天开眼了”；“酱油”要说“颜色”，因“酱”音同“僵”，忌僵蚕；“笋”要改说“萝卜”，因“笋”音同“伸”，忌蚕僵死伸直。
三是用比喻来代替不吉的词语。“崩”、“崩殂”、“贺崩”及“山陵崩”等用来指帝王之死的词语。“崩”之本义为山陵倒塌，把这个词转用到帝王之死上来，显然是在向人们喻示帝王是江山的顶梁巨柱，他们一旦死去，便如同山崩地裂，大地陆沉，仿佛整个世界都要随之毁灭，因此帝王君王之死绝不可等闲视之。再如湖南临湘早上忌说“龙”字，因“灯笼”的“笼”与“龙”音同，故而把“灯笼”比喻为“亮壳里”。上海郊县恋人通常忌言“梨”、 “伞”，而将它们比喻为“圆果”、“竖笠”，是避讳“离散”的意思。现代汉语里，士兵打仗受伤叫“挂彩”，南方则叫“带花”，皆为受伤后扎了绷带的比喻。
四是用假托文辞来代替。如古代汉语称帝王之死为“晏驾”，意即他不出朝，只因他的本驾出来晚了。佛教僧尼之死为“圆寂”，意即他们完全沉浸于念经中去了。称有封邑的人臣之死为“捐馆舍”，是说他不住，只因他抛却了自家馆舍到别处去了。士大夫的死被称为“弃堂帐”，意即他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到别处谋生去了。
对凶祸词语的忌讳跟人的思想意识有关。解放后，人民群众的科学知识日益丰富，封建迷信思想逐步破除，这方面的禁忌语越来越少。温州旧时称“老虎”为“大猫”，但后来的“老虎钳”、“台虎钳”、“老虎灶”等均不再忌“虎”，并且“老虎”、“大猫”已并用。上海郊县原称“伞”为“竖笠”，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其为何物了。对于现在仍流行的禁忌语，我们不必刻意去加以更换。语言之约定俗成，有些已通行而又不碍思想交流的词语，诸如“筷子”之类，倘若一定要加以“正名”，反而令人难以接受。
在所有的凶语中，除死亡及疾病的字眼最为令人恐惧、忌讳外，还有就是些破财词语。因为财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命运，生活的贫富，所以民间很看重此事，时时处处惦念着发财，也时时处处警防着破财。
春节期间，各家各户要祭财神。若有卖财神画像的童子挨门喊：“送财神爷来了。”一般人家，都赶紧出来，到门口回话：“好好，来我们家请一张。”如不想买的，也不能说“不要”，更不能撵送财神，只说“已有了”。有人来送柴(财神)时，忌回答“不要”，若不想买，可回答“已有”。春节为一年之首，民间以为得罪财神，神仙便整年都不临门。期间，如果小孩说了冒犯财神的话，大人即说：“童言无忌”，以解除不祥。
广州人好经商，忌说“舌”，因和“蚀本”的“蚀”同音，故把“舌”叫做“月利”，“猪舌”叫“猪月利”，取其“利”字。在南昌，猪舌叫招财，温州叫猪口赚，意义更明确。广东人，特别忌讳“输”字，避说：“通书”(黄历)而说“通胜”，因“书”与“输”同音；有一种中秋夜所卖的木鱼书，被叫卖者呼为“月光赢”，原因亦如此。又因广东方言“丝”与“输”的读音相同，所以把“丝瓜”改称“胜瓜”。还因“干”有“干枯”之意，所以便把“干”改言“润”，取时时润色之意，显得有油水，为发财的象征。于是“猪肝”被说成了“猪润”，“鸡肝”被说成“鸡润”，“豆腐干”被说成“豆润”等等，不一而足。江浙一带，逢年过节，要书写“招财进宝”、“和气生财”等字样，贴在门首。因“财”字偏旁“贝”字与“背运”的“背”谐音，惟恐因此而“失财”、“败财”，所以就把“财”的偏旁“贝”字有意写成“见”字，以表时时处处发财、见财的心愿。河南驻马店一带有一座山名叫确山，“确”在当地方言中含“坑”、“骗”、“糟糕”的意思，因此，生意人都忌讳称其为确山，而改称为“顺山”，以求发财顺利。
做生意皆有冒险性，生意人最怕倒闭破产。旧社会人们生活动荡不安，货源及销路皆无保障，使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财神的护佑，因而这一类有关财运衰败的语言禁忌很多。它们有一共同点，即不仅避开了不吉的词语，而且改凶为吉，力求通过语言上的变通、调整而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一个最为吉祥的理想效果。
在汉族民间，通常认为涉及到性行为及性器官的词语是一种亵渎语，说出来有伤大雅，有教养的人都羞于启齿。在不得不说到性器官时，要用“下部”、“阴部”等来代替。说到性行为时，也要用“办事”、“房事”、“同床”、“夫妻生活”等素雅词语代替，甚至连容易引起生殖部位联想的“拉屎”，也在忌讳之列，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改称“大便”、“大解”、“解手”、“上厕所”，文言叫“如厕”等等，还有妇女之月经，人们也不喜欢直说。在解放了的中国，妇女把这叫做“例假”——这个新词倒记录了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因为建国后我们的工厂实行劳动保护，妇女遇到月经来潮时，如有需要，允许请几天假，工资照发，所以称为“例假”。
汉族广大地区都禁忌以龟相称。龟俗称“王八”，若骂人为“龟儿子”、“王八”、“乌龟”，必定引起对方恼怒而拳脚相加。乌龟者，老婆有外遇也。这对中国男子来说是莫大的耻辱。龟，在以前是与龙、凤、麟合称为“四灵”的神物，人多视为祥瑞，不但不讳龟，反而喜用“龟”字取名，象征长寿。如唐朝音乐家李龟年及文学家陆龟蒙等等。到了唐代，因当时乐户妓院里的人，头上都戴绿头巾，而龟头也呈绿色，所以民间皆戏称乐户妓家之人为“龟”；而大凡妓院乐户之家的妻女皆为歌妓，因而后人就把放纵自己妻子卖淫者，称为“乌龟”。从此，“龟”便是男子最忌讳的字眼。元人陶宗仪在《辍耕录》里记载了一首当时戏弄破落子弟的诗，内有“宅眷多为掌月兔，舍人总作缩头龟”等语。民间俗谓兔望月而孕，比喻妇女未婚野合而有妊，因而“兔崽子”意同私生子。诗内的“缩头龟”，显然也含有明知老婆有外遇，而惧内的贬义。
实际上，不但非正常的性行为会形成某种语言上的禁忌，就是正常的性关系也需要语言方面的避忌。例如，“避孕”字眼就不能随意说出，而应叫计划生育，西方叫“节制生育”或“家庭计划”等等。
除了以上与性器官、性行为有关的一些语言禁忌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带有羞辱性质的语言禁忌。例如通常人们都忌讳别人将自己和畜牲相提并论，有生理上的缺陷的人，也忌讳被人当面嘲笑。因此生理上的缺陷的表述，人们尽量用委婉语词。比如“耳朵聋”改说“耳朵背”，或者说“耳朵有点不好”、“耳朵有点不便”，古人则说“重听”。一般来说，凡属对人不尊重、不礼貌的亵渎话语一般都是有所忌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