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
韩国的建筑设计可分为两大派。古代建筑师建造宫殿庙宇时采用斗拱制式，普通民居则以稻草屋顶和取暖用的地坑为其特色。上流社会人士的宅邸宽敞宏大，采用瓦屋顶，屋顶呈优美的弧形，屋檐微微上翘。
韩国建筑师重视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与协调。古代建筑中现在仍存的有位于庆尚北道荣州市浮石寺中建于13世纪的无量寿殿。
西方建筑于19世纪末传入韩国，当时的教堂和外国公使馆的办公楼均为外国建筑师和工程师建造。
自20世纪60年代韩国积极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计划以来，一些优美的古老建筑物被折除，代之以难看的建筑物。
近年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同时，建筑物须同自然环境相和谐的这一由来已久的思想也逐渐在恢复之中。
传统建筑
韩国人民所创造的艺术历来同邻国中国和日本的艺术有相同的美学观念、题材、技巧和形式。然而，他们也发展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韩国艺术很少表现出中国艺术的宏伟和超脱或者日本艺术的成熟的装饰意识。从技巧的完美与精确的角度来说，韩国艺术家总的说来被认为不如这两个近邻。韩国艺术家的力量主要在于简洁、自然和对大自然的极大尊重，这种尊重心理通常导致一种平和宁静的感觉。建筑是说明韩国艺术这一特点的极好例证。佛教是许多建筑杰作的主要启发力量。除佛教外，中国的阴阳、天地五行、风水、道教和儒教等哲学对韩国建筑的影响最为明显。韩国人是相信生活应与自然相和谐的人民，所以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些自然主义哲学，并且把他们自己对于这些哲学的解释应用于建筑的规划和建房地点的选择。
在韩国建筑中，自然环境始终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量佛教寺院是韩国卓越的佛教艺术传统的明证，它们多半建在景色优美的山中。韩国古代建筑师不同寻常之处是他们决不作违背壮丽的自然环境的尝试，也决不与自然景色比较高低。他们全都试图实现一个使建筑物同自然环境相和谐的理想，要不然就是努力顺从自然环境。在韩国古代寺院建筑的一般设计中，静修室、佛堂和讲经堂多半造在山麓或者山谷的一个院落里，几乎完全由高高矮矮的树木遮掩着。形象艺术的其他领域绝大多数是越引人注目越好，而寺院则越不引人注目越好。
任何房舍，私人住宅也好，宫殿、寺院或其他社会设施也好，韩国人在选择建房地点的时候往往都对自然环境赋以特殊的意义。不论造什么房子都讲究选一个望得见“山水”的房址，否则就不够好。这种对时时接触自然的追求并非仅仅出于爱美。按照风水学的说法，没有自然的照应，一个人无论智力还是感情都不大可能正常发展，也不能指望一生幸运。在生者和死者的住宅地点选择上，都应用风水的原则。造房舍一定要背山面南，最理想的是背后的山有左右“两翼”怀抱房舍，而且，根据阴阳考虑，房前要有水流经过。造房子的时候都努力避免人工建筑物破坏自然地形轮廓，因为那也就会破坏人们非常重视的自然的和谐。
韩国传统建筑很少倾向于在规模或者装饰上讲究铺张。房间比较小，装饰也比较简单。如同制作陶瓷器的人着意于突出陶土的本来特点即天然特点一样，韩国建筑师也喜爱天然木纹。用朝鲜时代风格建造的学者出身官员的住宅里位于前院的男主人客室典型地代表了这种长时期养成的趣味。据认为，富有修养和君子风度的人决不应该在他的房间的装饰上显得浮华。他的房间主要是用于读书和谈论学术的，略有几件设计简单的木制家具就够了。为了突出主人喜爱简单的趣味，室内往往挂一小幅水墨山水，摆设几件陶瓷器。
史前时代
虽然中国的史书《三国志》和别的记载里提到韩国在史前有三种住房–洞穴房、原木房和高架房，但是至今已发现遗址的只有洞穴房。洞穴房的结构包括一个深20-150厘米的坑和由类似三脚架的原木框架支撑的，可防风雨的草、泥上层结构。新石器时代的洞穴房的坑为圆形或者椭圆形，长约5-6米，中央有火塘。早期的洞穴房绝大多数筑在小山上。随着这类住所逐渐向河边移近，土坑变成了长方形，面积也逐渐加大，并设有两个火塘。
原木房是用原木并行相叠垒成的，在拐角处交叉相叠，用泥填满其间的空隙以防风。现在在山区仍能找到类似的住房。
高架房很可能起源于南部地区。据信，高架房最造来贮藏谷物的，因为放在高处动物够不到，也比较阴凉。这类房子是现在的双层凉亭和瓜果园里的看守棚的前身。
三国时代
从高句丽宫殿、寺院和坟墓建筑风格上可以看出，高句丽不仅是三国中第一个受到中国汉朝影响的国家，而且也是受影响最深的一个。高句丽人民在他们最初的建筑风格中融入了中国建筑的要素，然后发展了他们自己风格，其特点是造型有力、建筑坚固，这是高句丽地形崎岖、气候恶劣使然。
有一位中国文人曾写道：“高句丽人喜造美宫室。”当时高句丽都城平壤和现为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些地方的城寨的许多宫殿已经使用纹砖和装饰性的隅撑系统。
372年佛教经中国传入后，高句丽大兴土木建造寺院。在1936-38年进行的一系列发掘中发现了平壤附近几处大寺院的遗址，其中包括清岩里、元五里和山高里的古寺遗址。在发扬工作中发现，这些寺院是以一种人称“三殿一塔”的高句丽格局建造的，即东、西、北面各有一殿，南面是大门。宫殿似乎也一直是这样的布局。高句丽时代古坟壁画对研究当时的建筑有重要价值，因为许多壁画上所画建筑的圆柱是顶端有柱头的、有收分线的中胀型柱。这些壁画表明，作为高句丽建筑特点的隅撑结构和木材上的彩色在当时已经使用。
百济受高句丽影响，也受黄海对岸的中国影响。百济向南扩张，475年迁都熊津(即今公州)，538年再次迁都到泗 （即今扶余）。随着这种扩张，它的艺术变得比高句丽更丰富、更精致，建筑也更灵活，使用了曲线设计。虽然百济时代的房屋已荡然无存（事实上三国的木建筑已没有一所留存到今天），但是从百济艺匠和技工帮助修建的日本法隆寺可以推想，百济建筑艺术在384年佛教传入之后进入全盛发展。在古建筑遗址发现的纹砖和其他遗迹以及历经沧桑留存了下来的石塔都是百济技术高度发展的证明。
据记载，百济建造了许多宫殿，但是，除了《三国史记》内提到的宫南池遗址之外已经一概不见踪迹。
1980年发掘了位于全罗北道益山的百济最大的寺院弥勒寺遗址。这次发掘发现了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有关百济建筑的事实。弥勒寺的一座石塔是至今尚存的两座百济石塔之一，是韩国所有的塔的原型。弥勒寺本来有三座塔，布局异乎寻常，作东西走向直线排列，每座塔的北面有一座殿。每一处塔和殿的周围似乎都曾有顶盖的走廊围绕，形成三所自成一体的称为“一殿一塔”格局的寺院。中间的塔据发现是木造的，另两座是石塔。在木塔的北面和南面发掘到了一座大讲经堂和一座中门的遗址。
仅存的另一座百济塔所在地棗定林寺的遗址是1982年发掘的，在石塔北面发现了成前后排列的一座主殿（大雄殿）和一座讲经堂的遗迹，在石塔南面发现了也是前后排列成行的一座中门、一座大门和一个水池的遗迹。据发现，从中门到讲经堂曾有一些走廊围绕寺院。从扶余军守里一座寺院遗址和1964年发掘的也在扶余的金刚寺遗址可以看出，这种“一塔”格局是百济典型风格。但是，金刚寺的建筑物是东西走向排列成行，不是南北走向。
新罗受佛教影响是在527年以后。它同中国之间隔着高句丽和百济，因此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被冲淡了很多。正是这个缘故，新罗文化发展比较迟，但是也比较富于独立性和首创性。
在新罗时代初期的寺院中间，皇龙寺是在1976年有步骤地进行发掘和研究的。据发现，这座寺院规模相当宏伟。它建在一个方形区域内，周围有围墙，最长的一边达288米。仅仅计算在走廊围绕之内的面积就约达8800坪（19040平方米）。据《三国遗事》记载，645年皇龙寺建造了一座九层木塔，高225尺，合现代尺度是80米左右。记载中还提到主殿内供有巨大的释迦牟尼像。这座像的石基座至今犹在。皇龙寺建于六世纪中叶，香火旺盛了680余年，其间曾多次更改殿堂布局。在其鼎盛时期，即668年新罗统一韩半岛之前，皇龙寺是“三殿一塔”布局，与百济弥勒寺的“三殿三塔”格局有很大不同。
新罗时代的另一座大寺院是芬皇寺，在它的遗址上至今仍立着一座三层石塔，据记载这座塔原本有九层。从残存部分可以看出，这座塔是用凿成砖形的石块筑成的。遗址上还留有一些插旗杆的石基座和其他石质遗物。
统一新罗时代
新罗在660年击败百济，继而在668年击败高句丽，第一次统一了韩半岛，号称统一新罗。为击败另外两个王国提供了精神力量的佛教昌盛了，建筑和各种艺术也随之而繁荣。许多建筑方面的杰作产生于这个时期，尤为佛国寺及其用人工凿成的石窟庵为其中最优秀的典范。佛教建筑的发展带来了其他形式建筑的发展，包括宫殿和住宅建筑。那个时期宫殿建筑的典范是庆州的东宫，其花园里的池塘雁鸭池遗址已经在发掘中发现，并且修复。历史记载中提到的大寺院有50多个，其中有10个以上–包括佛国寺在内–至今仍在开放，虽然这些寺院里的木结构建筑造于较近的年代。
艺术价值最高的是佛国寺。它竣工于752年，总建筑师是金大成。寺院位于吐含山西坡，殿堂建立在由自然石和经过凿削的岩石垒成的高高的台基上，石块大小不等，镶嵌得很美观。台基周沿围有石栏杆。寺前曾经有过一个莲花池，象征寺院与尘俗世界相隔。有四座称作桥的石阶梯通入寺院正院。东边两座桥通往多宝塔（第20号国宝）、释迦塔（第21号国宝）和大雄殿，即供释迦牟尼像的主殿。西边两座桥通往供阿弥陀佛的极乐殿。释迦、多宝两塔是新罗时代宝塔中间最美的两座塔。这两座塔使佛国寺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双塔”格局的典型，同时也表明石塔已经取代在“一塔”格局中受喜爱的木塔。
佛国寺内现在所见到的木结构建筑绝大部分建于朝鲜时代（1392 ?910）后半期，因为原建筑已在外国频繁入侵中被毁。集会大堂无说殿、供摩诃毗卢遮那的毗卢殿、供观音菩萨的观音殿以及一些走廊已在1972年修复。
在吐含山较高处由人工凿成的石窟庵是韩国石窟建筑最伟大的艺术杰作，庵内安置着世界上最完美的释迦牟尼像。石窟庵是佛国寺的附属部分，地点特意选在能眺望东海的位置。庵内有一间前室，有一小段甬道从那里通入一间穹隆圆形大殿。石窟犹如一所完整的寺院，因为它包含了在组成一般寺院的各殿内所能看到的所有主要形象和特征。前室石壁上浮雕着佛教八位守护神，圆形大殿门口两侧刻着四大护世天王。圆形大殿中央端坐着释迦牟尼像，沿石壁是11面观音像和佛陀十位弟子像浮雕，石壁上部、穹顶下面的一些壁龛内安放着观音雕像。穹顶有浮雕装饰。石窟前面的木结构上部建筑是在1964年修复石窟的时候增加的。
最能代表新罗宫殿建筑的是太子居住的东宫。这座宫殿的遗址已在1976年发掘，在那里发现了一座名叫临海殿的宫室和雁鸭池的遗址。
高丽时代
高丽继承了新罗的包括佛教在内的文化，并且受到中国宋朝建筑倾向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高丽在初期发展了一种使用在柱顶有曲线撑臂的隅撑的建筑风格，称为柱头隅撑。由于只在柱头装置斗拱，屋子框架便相当简单，天棚也光洁，不用盖板或顶篷。屋顶多半使用山墙挑篷。这种柱头隅撑式结构的代表性建筑有庆尚北道安东的凤停寺极乐殿、浮石寺无量寿殿；忠清南道礼山修德寺大雄殿；江原道江陵客舍的大门。凤停寺极乐殿是韩国留存至今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据在1971年对这座殿进行拆建重修时判断，它是在1363年重建的。
高丽时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另一种受中国元朝影响的使用多丛隅撑的风格，它一直继续到朝鲜时代。这种风格不仅在柱头，而且在圆柱之间的横梁上也装置成丛的支架，所以重量重得多。这种构造的房子比较牢固，外表也比较雄浑。屋顶通常是斜截头的，并用山墙挑篷，天棚与柱头式结构不同，装有盖板，造成一种方格图案的效果。
在这个时期，佛教开始带上道教、萨满教和其他信仰的色彩。某些佛殿的传统的“一塔”或者“双塔”格局不再使用了，寺院设施内增加了象七星阁和山神阁这样的神殿。在一位名为道诜国师的很受敬重的僧人把风水学引入寺院规划以后，情况更加复杂。
这个时期最壮观的寺院是兴旺寺、佛日寺和万福寺。虽然这些寺院已无一保存下来，但是通过对遗址的发掘已经知道它们的布局。
朝鲜时代
在朝鲜王国抑佛重儒的政策下，寺院建筑活动急骤减少，儒教祠堂以及民间的和国家的儒学书画院建筑兴旺发展。在这个十分崇尚儒教的社会里，总的说来比较喜欢使用较简单的柱头隅撑，虽然多丛隅撑式在朝鲜时代的建筑中仍继续使用。韩鲜时代初期使用柱头隅撑的典型建筑有无为寺的极乐殿、松广寺国师殿和下舍堂以及道岬寺的解脱门，多丛隅撑式建筑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首尔南大门、凤停寺大雄殿和开城南大门。
朝鲜时代中期，在遭受一系列外国入侵以后，出现了一种使用翼状隅撑的新建筑风格。这种方式比柱头式更简单、更经济，很适合国家屡经战争后财力拮据的形势。但是，在建造宫殿和重要的寺院时仍然使用更富于装饰的多丛隅撑，可资证明的有昌庆宫明政殿、通度寺大雄殿、法住寺捌相殿和华严寺觉皇殿。使用翼状隅撑的国家建筑中有王家祠堂宗庙内的主殿和永宁殿。
17世纪末出现了儒教“实学”派。这个学派在整个18世纪对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鼓励了科学研究和启发了民族主义意识。西方思想和文化涌入韩国，建筑和其他领域的艺术一样进入衰退时期，其特点是在装饰上累赘、浮华。这个时期的建筑有昌德宫仁政殿、德寿宫中和殿和首尔东大门。
朝鲜时代城墙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396年筑造、1422年重筑的首尔城墙以及1796年竣工的水原城墙，后者使用的是受西方方法影响很大的技术。首尔城墙在东、南、西、北各有四座大门，大门之间有四座较小的门。
在1592－98年日本入侵期间，朝鲜宫殿多半损毁严重，现在首尔尚存的木结构宫殿绝大部分是朝鲜时代中期和晚期重建的建筑。大的宫殿建筑，如上朝的大殿和宫城门，绝大部分使用多丛隅撑式结构，次要建筑如住房和亭阁则使用翼状隅撑。用柱头结构建造的宫殿较少。
宫城门的屋顶是斜截头的，主要宫殿的屋顶为斜截头并用山墙挑膨。屋脊两端饰有陶瓷的龙和其他动物头象，向下倾斜的屋脊上饰有成行的杂象（取材于中国一个有名的故事中的人物塑成的陶像），这些是为了避邪。
主要建筑物的天棚有的装置成格子图案的盖板，有的铺有装饰精美的顶篷以遮盖屋顶框架结构。隅撑和室顶都有彩色缤纷的彩绘，系梁和柱子交接处则饰有雕刻的托臂。
住房建筑
在山区和某些乡村地区常见的简单的住房有点象史前的洞穴房，楼层平面图为长方形，划分为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韩国历朝历代一直使用到今天的用地下烟道通烟取暖的温突（火炕）系统也是从洞穴房的火塘发展而来的。
住房的楼层平面从最初的长方形发展成为L形，然后又发展成为U形或者方形，中间为庭院。上层阶级的住房由几组彼此分开的房舍组成，一般是一组为妇女和孩子用房，一组为家里的男人和他们招待客人的用房，一组为仆人用房。这些房子全在一个围墙里。房后建有家族祭祀祖先的祠堂。最理想的是住宅正面墙外有一个莲花池，有时还建有一个亭子。
上层阶级住房的框架结实，装饰物很多，但是寺院和宫殿用的五彩丹青图案是禁用的。屋顶曲线优美，檐角微微上翘。有的房子的屋顶在屋檐沿边使用圆形瓦作为装饰。
低层阶级住房通常用原木建造，没有什么装饰性木工装配。屋顶一般是茅草顶。无论上层还是低层阶级平民住宅最大不能过99间。间是传统建筑的尺度名词，指四根柱子之间的空间。
上世纪将近结束时韩国向世界开放门户，西方建筑第一次传入韩国，预示一个变化迅速、风格多样化时代的到来。
现代建筑
任何第一次来到首尔的人都会承认，这个热闹的首都是各种建筑趋势和风格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展览橱窗。这里不仅有代表韩国本国文化背景的建筑，还有代表不同时代具有普遍影响的外国艺术家的形形色色设计、构图和技术的建筑。首尔不停变化的城市面貌说明韩国近几十年的发展速度以及它在西方文化与文明的潮流中为实现现代化所作的斗争。首尔犹如万花筒，把古今无数建筑师和工程师的作品展现在人们眼前。现代的高楼大厦同古老的王宫、住宅、寺院、祠堂和城门并肩而立。
19世纪下叶，当韩国开始同外国政府订条约的时候，西方建筑的影响开始显现。1900年，一位英国建筑师应朝鲜王国统治家族的邀请，在首尔市区德寿宫园内设计了一座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王家住宅。这座在1909年竣工、后来改为国立博物馆的两层楼石建筑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外国人在首尔和地方上一些大城市建造的许多西式房子之一。韩国的生活在这个动荡时期经历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建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当时一些外国基于实际需要和作为象征的需要纷纷兴修房舍，建筑业便随之兴旺。那个时期留下来的建筑包括哥特式的天主教堂明洞堂（1898）、文艺复兴式的韩国银行总行大楼（1912）和首尔火车站（1925）以及罗马式的首尔圣公会教堂贞洞堂（1916）和首尔市政府大楼（1925）。
西式建筑物在首尔不断出现，直到30年代。这些建筑物以其新颖的外表和少见的方便给首尔居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房屋有许多是西方建筑师和工程师建造的，特别是教堂和外国领事馆。但是，日本人随着政治势力的增长逐步把建筑业接了过去。日本人造了一些新建筑物作为办公楼、银行、学校和商业机构，它们绝大部分是典型西方式建筑，但是按照日本人的趣味作了些修改。这个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建筑物最重要的是日本总督府，虽然韩国人对它作为重要建筑物感兴趣的程度因为它的设计与位置所包含的政治涵义而减退。这座四层的文艺复兴式花岗石建筑是一位德国建筑师设计的，共营造了十年，于1926年竣工。1945年韩国解放后，它被用作中央政府办公楼，直到1983年。从1983年到1986年8月对它进行了大规模翻修，完工后辟为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是韩国现代建筑史上的黑暗时期。日本进行了长时期的战争，韩国人遭受了极度的经济剥削和粗暴的政治控制。建筑活动陷于停滞，直到1950-53年的韩战结束。
在现代建筑发展初期，韩国人在参加重要建设工程工作时从西方建筑师那里学到了一些新思想、新技术。有一些年轻工程师被日本政府所雇用，少数人在取得足够的成就后自己开设公司。在这些早期开拓者中间有设计了和信百货公司大楼的朴吉龙和设计了高丽大学校主楼的朴东镇。这两位活跃于30年代初的建筑师属于韩国建筑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因为他们是以重要建筑设计而在历史上留名的首批韩国设计家。从前，韩国建筑一向靠师傅带徒弟方式传艺，木工、石工都拜技艺工匠为师学艺。在韩国，用正式学校教育教授西方建筑学概念和工程学是从1916年开始的。
在韩战结束后的建设时期，随着两位富有才华而又怀着雄心壮志的年轻建筑师从海外学成归来，韩国建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两位建筑师一位是从法国归国的金重业，一位是从日本归国的金寿根。他们在回国后的一些年里把韩国建筑引入了博采众长的境界。金重业设计的首尔法国大使馆和金寿根设计的自由中心（都建于60年代初）为首尔建筑环境增添的景象令人耳目一新。这两位艺术家都受勒科比西耶的野兽主义派影响，但是他们的不同的处理方式对韩国建筑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也一直是学术性争论至今未停的焦点。
首尔特别值得一提的建筑物包括：金重业设计的三一路大楼，它的意义在于在70年代引进了新技术；严德纹设计的世宗文化会馆；朴春鸣设计的高63层的大韩生命保险公司大楼；金寿根设计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堂京东堂和奥林匹克体育场，后者表现出朝鲜时代陶瓷器的线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