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绘画
韩国绘画在朝鲜时代取得了显著进展。学者画家和绘画院的名家高手高度发展了传统风格，但是在朝廷轻佛重儒的政策下，僧侣画家的作画活动趋于停滞。绘画的种类增多了，而且在构图、笔法和空间处理上出现了明显的韩国特色。在吸收宋、元、明、清各朝中国绘画大师的风格的同时，韩国画家发展了自己的风格，这些风格对日本室町时代（1392-1573）水墨画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可从周文和他的追随者的作品中明显看到。
朝鲜王国时代的绘画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初期（1392-1550）、中期（1550-1700）、晚期（1700-1850）和末期（1850-1910）。初期最重要的阶段是世宗（在位期1418-50）当政的15世纪。一些对后代画家产生了深刻影响的伟大画家如安坚（1418-？）和姜希颜就属于这个时期。在后来的成宗（在位期1469-94）、中宗（在位期1506-44）和明宗（在位期1545-47）各朝，韩国绘画牢固确立了自己的传统。由于同中国接触频繁，韩国画家采纳了中国的各种风格，包括李郭派（或称郭熙派）；南宋的马远和夏圭，以及明朝（1368-1644）的院体画风和仇派（Che）画风。
安坚可称为15世纪韩国具有代表性的画家。世宗第三子安平大君所收藏的中国画对安坚画风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安坚悉心观摩了安平大君藏画中的许多中国画精品，从而逐步形成了他自己的画风。现在收藏在日本天理大学中央图书馆的他的画作《梦游桃源图》显示了他在中国郭熙画风的基础上以何等精湛的笔法建立了自己的风格。构成这幅画的特色有：添加得当的投影和暗影；用两套不同的透视画法衬托山的高度和桃源的开阔；运用斜线运动；奇异的幻想气氛。掌握了这些技巧，他在处理复杂的和富于想象的景物时得心应手，十分灵活。作为画院画家，安坚后来在世宗、世祖和成宗几朝宫廷里仍然活跃。后辈画家如梁彭孙等陆续不断继承了他的画风。
与安坚同时代的重要画家姜希颜曾经远游中国，在那里观摩了明朝院体派和仇（Che）派的绘画。现收藏在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的他的作品《高士观水图》是他的细腻画风的代表作，表现出他卓越的艺术才能和学者气质，尽管他受到仇（Che）派画风的强烈影响。
在据说是16世纪艺术家李上佐所绘的《松下步月图》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马夏画派的影响。李上佐的这幅经常为各种刊物复制刊登的山水画的特点是“单一构图”：一棵苍松，一位高士在一个随从相随下在月下漫步。
在绘画院画家崔叔昌、李长孙、徐文宝和其他一些人的山水画中还能看到元朝（1280-1368）绘画大师如高克恭等所依循的中国米法画派的影响。这一画派是学者画家绘画主流之一，到了15世纪仍见于韩国绘画。
朝鲜时代的艺术家并非仅仅是模仿中国绘画。他们有选择地研究中国画风格，在作品中成功地形成了明显的韩国特色。这些本国风格起源于15世纪世宗朝代，其后不断发展，到16世纪时一种具有韩国色彩和技巧的山水画传统开始昌盛，包括绘画院画家按照韩国真实景物绘成的《金刚山图》和《三角山图》。
中期（1550-1700）是灾祸迭起、政治混乱的时期，当时日本在1592-1597年入侵韩国，各派系党同伐异，国内叛乱接连发生。但是，具有明显韩国风格的绘画欣欣向荣。韩国风格风格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流派：仇（Che）派，继初期的姜希颜之后，金提、李庆胤、金明国和其他许多画家也采取这派画风；安坚风格，继承者有李正根、李兴孝、李澄等人；包括花、鸟、动物在内的韩国传统题材画，这方面的画家有李岩、金埴和赵涑；竹、梅和葡萄水墨画，这方面的大师有李霆、鱼梦龙和黄执中等。中国南派学者画风格也传入了韩国。
由此可见，尽管政治动乱迭起，绘画还是欣欣向荣，朝鲜时代初期的艺术传统继续得到发展。画家在安坚及其传入所建立的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了各种新风格。这个时期绘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本国风格的花、鸟、动物画普遍流行。这方面杰出的典型作品有活跃于朝鲜时代初期末和中期初的李岩《母犬图》，金填所画的一幅牛，赵涑和赵之耘父子的水墨花鸟，李霆的一幅墨竹，鱼梦龙的一幅墨梅以及黄执中的水墨葡萄。卞相璧所画的猫和雀也属这个类型。卞相璧的作品虽然绝大部分产生于较后年代，但是他继承了朝鲜时代中期的传统。
朝鲜中期的画家在原先的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特有的风格，但是他们的活跃程度还没有达到足以采纳当时已开始传入韩国的中国南方风格。这个任务留给了晚期的画家。
朝鲜晚期的韩国画家受到中国元、明、清历代绘画的启发，也受到在康熙（1662-1722）、雍正（1723-35）和干隆（1736-95）三代皇帝在位年间传入中国的西洋画派的启发。但是，尽管普遍受到明、清绘画大师们的影响，韩国画家也使用了一些新的技巧并从本国环境里吸取灵感，因此，他们作品里的民族色彩更加明显。随着鼓励进步的独立思想的实学运动的推进，更多的画家根据韩国的景物创作山水画。这个趋势在18世纪英祖和正祖年间尤为明显，当时的实学派学者在学问和艺术的发展上起了重大作用。
技巧和风格上的新发展可以归纳如下：在朝鲜中期风行的仇（Che）派画风被中国南派画风所取代；郑善及其追随者采纳并改造了中国南派的技巧，用之于韩国山水画；金弘道、申润福和他们的追随者创作了大量描绘日常生活情景的风俗画；西洋绘画方法首次传入韩国。
在朝鲜中期已经传入的中国南派画风格到了朝鲜晚期大受青睐。一些推崇这派风格的重要艺术家也是著名的学者，如姜世晃、申纬和金正喜。
虽然依照真实景色绘画的山水画早在高丽时代就已经问世，朝鲜初期和中期的画家也继续用这种方法作画，但是郑及其追随者创造了一种具有明显韩国本国特色的新风格，郑善在中国南派技巧的基础上提炼而成的风格具有真正的本土特点。这些山水画的构图、笔法和用色令人观之神移。
风俗画也具有显著的韩国风格，以前时期已曾有一些画家描绘日常生活情景，但是名副其实的风俗画直到朝鲜晚期在金弘道、申润福和金得臣的作品里才充分发挥了潜力。金弘道及其追随者金得臣画了许多实际生活中的诙谐情景，《书堂》是这方面的典型。与以前时期的文学画不同，他们的画来自同普通人生活的直接接触。他们的题材是身穿像长裙和短褂这样的典型韩国服装的普通百姓、茅草顶房子、农田铁匠等等。
申润福喜欢描绘他那个时代的男女相爱的浪漫情景，如他的《莲塘野游图》。他的风俗画所描写的不是平民百姓，而是上层阶级人物，通常是宴乐嬉游场面。这种对闲适和爱悦情景的描写对那个尊奉儒教的社会里的保守主义者可能是一种冒犯。他甚至敢于在画面上出现看来并非正经的女人。申润福的画笔法生动、细腻，色彩鲜明，在主题、构图、笔法和用色上不同于金弘道和金得臣。但是，这三人都喜欢随兴之所至描写日常生活所见。要不是这些画作，今人很难得知当时的民俗民风。
朝鲜晚期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从中国传入了西洋绘画方法。西洋画的明暗和透视画法技巧由耶酥会传教士带到了时代中国，又由出使燕京的韩国使者介绍到了韩国。一些画家如金斗梁、李喜英、朴齐家等试验了这些新的方法，后来几个时期采用这些新画法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民间画工也有使用这些方法的。虽然西方水墨画技巧对朝鲜晚期韩国绘画并无什么影响，但是后来在19世纪对新风格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朝鲜王国末期（1850-1910），朝鲜时代中期和晚期的那些形式的山水画和风俗画迅速衰微，让位给了金正喜及其追随者所遵循的中国南派风格。金正喜的《兰》风格洁，表达了一位学者崇高的精神境界。他的书法也独具一格，笔法惊人，叹观止矣。
在末期得到发展的新风格有金正喜及其追随者赵熙龙、许维和田琦共同形成的秋史派（金正喜号秋史）；尹济私、金秀哲和金昌秀组成的鹤山派（尹济弘号鹤山）以及洪世燮派。秋史派发扬中国南派的学者风格，鹤山派艺术家发展了一些以西方技巧为基础的新风格，如金秀哲的山水画所表现的那样。金秀哲的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是简洁的形式和水彩效果。在洪世燮的《游鸭图》中还可以看到惊人的新颖构图，而且为加强效果，还使用了鸟瞰法和大胆的水墨晕染法。尽管不断受到中国清朝的影响，这些艺术家仍创造了自己的风格，这些风格是现代韩国绘画的先导。但是，很可能是由于政局混乱，绘画就整体而言在朝鲜时代末期是走下坡路的。
在这个艺术相对停滞时期唯一超群出众的人物是张承业。他擅长包括山水和花卉在内的各类绘画，对后来的画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的传人是他的学生安中植和赵锡晋。张承业画技精湛，但是缺乏一种饱学之士的崇高气质，这是由于他没有机会研究像安平大君和姜世晃这样一些著名学者的论述，而以前的绘画大师如安坚、郑善和金弘道等人都曾精研这些论述。张承业画风的特点是笔法有力、用色生动，这明显见于他的山水画。但是他的绘画同以前的大师们相比在精神上仍有所不及。
可以看出，韩国画家始终有选择地吸收中国的各种风格，但是他们也继续不断创造符合自己的审美标准的风格。然而，韩国绘画的传统风格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趋于衰落，尤其在1910年日本兼并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