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子汽水
1
我亲历的美国之音
作者：陈燕妮
开头要说的(之一)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份我搭机前往华盛顿，当时的美国飞机还远不象今天这样能深远地引起大众风声鹤唳，那一时期的前后半年多时间里我正在制作一个系列电视访谈的先期预访，但在我内心深处，华盛顿此行还怀揣了纯粹的一件私事。
我这私事，事关美国之音。
我最先将“美国之音”四字连读已经忘了是不是确实在我自己少年甚至更早时期，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年代，“美国之音”四个字在自一九四九年之后就推崇抗美理念的中国意指罄竹难书的罪孽。而且那时候的美国乃至美国之音对很多中国人而言还处于真实形状万般模糊阶段，并正在中国大地历经于孤寂中试探哪怕微弱共鸣的过渡。
我读大学的时候，和我同住一个寝室、来自陕西咸阳的女生周某竟然说她的父亲是因为偷听美国之音而被从天津贬往咸阳落户的。叫做周某这女孩的长相虽具有广义测量上的中等，但在我们那个无甚名气的工科院校仍在划水准之内。周爱学上海话，据纯粹沪上人等私下评价已到了乱真地步。与此同时，在我的北京耳朵听来，她的北京话也可乱真，因此，在大学生活的那几年她一般而言希望别人能对她产生出身城市或上海或北京的误会，她当然不喜欢咸阳。
这根希望出现＂出身城市误会＂的内心神经，我不知道她在和我分别后持续携带了多久，但听一耳朵美国之音就能让一个家庭走入人造误会，也真够规格了。
那个年代，神秘兮兮的短波是相当能满足部分知欲旺盛中国人严重好奇的，虽然最终没能造成出身城市的转换，但我必须坦承我自己也是听过美国之音的，而且也还听过不短时间的“莫斯科广播电台”。我记得这些电台空中声音的腔调在那时听来具有如出一辄的缓慢和怪异，给人一种果真来自异邦的新奇。
异邦，那则是比短波更加神秘到极致的玩艺。
如今，在信息成灾的年代里怀想当年的这些“敌台”当年的播音内容，记忆的主体已不复存在，这也令我对它们究竟是否对我的灵魂进行过荼毒而将信将疑。
对比度因时空延展而被中和，使得黑白两色的醒目面目全非。?
美国之音是在１９４２年诞生的，值得瞩目的是诞生伊始就设有中文部，由此，该台对华人方面的肃穆可想而知。令人更有些意外的是，最近十年来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之音的中文部甚至还扩大了编制，具体地说是从五十多人扩大到八十多人。
美国之音中文部雇员目前的大部分员工都来自中国大陆。我后来才知道，其实这也是美国之音的办台理念，他们希望自己各外语部播音员的母语都来自广播区域。
在每天的波音方面，美国之音中文节目也一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有所更动，目前每天播音１４小时，其中普通话１２小时，广东话２小时。
在本节最后简明地概说美国之音的状况时我有些感慨，觉得时间带有即兴的揶揄，不期然地把我揶揄了，我忽略和赘述了的，甚至与山峰的叠嶂和河流的走向相关。
１９４２至２００２，正好一个花甲。
第一次现场播音(之二)
我和美国之音中文部“来自广播区域”中的部分人颇有联络，关系良好，如此等等始作俑者其实来自一次现场节目。
第一次和美国之音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往来感受舒适，那一次是上他们的一个现场文艺节目，特点是需要接受听众现场致电问话，据知滞留在美不少文化玩者都曾在此节目中现身。
那一次我拿着美国之音方面给出的机票在浩瀚的美国国土之上辗转三次换机、颇为劳顿地飞往华盛顿，之所以如此频繁换机是因为对方为我买下的是廉价机票，六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必须每两个小时来一次落地停顿。虽如此，一路上我甚至还有些为美国之音的如此安排暗自高兴，因为这无疑表明从属于美国政府的对方并非处处对联邦公币挥霍无度。
在华盛顿参与节目的那两个夜晚我是在距离美国之音总部仅两、三百米远的假日酒店住下的，节目编辑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第二天会在酒店大厅里等我，事情的所有前期也就完成了。
这一夜我没敢太走，早就听说华盛顿人在夜里齐心协力地把整个城市留给黑人。
第二天，如约下到大厅，果然已经有人在等，在后来的两、三百米前往电台总部的路途当中，我迅速知道对方也来自北京，甚至我们之间还有着共同的两个熟人。
美国之音总部位于华盛顿独立大道三百号，后面的楼是美国教育部，对面的倾斜方向是美国新闻总署，上得楼去我们在接待我的节目编辑办公桌边稍坐了片刻，我恰巧不幸被邻座的一位男编辑兴奋莫名地错指成某武侠书作者，看著对方眼中明亮的误认之光，我更正得有些讪讪的样子。
我知道美国政府是禁止美国之音的播音资料在美国本土传播的，理由是美国之音具备政府财务背景，如果让有此背景的传播机构加入新闻业界整体运作，必定出现资源等方面的不公平竞争。
仔细一想觉得这样安排挺有道理，为新闻的劳作，当然也是有资源的。
在美国之音工作人员的《工作手册》封底印着这样的字眼：“美国之音代表美国，而不代表美国社会中某一个阶层．．．．”看到这样字句的时候，我油然想到我咸阳同学那些年和我共处一室的神态，这样一个位于华盛顿独立大道的机构和中国的陕西咸阳存在脉络连接，也真神了。
我在后来参与节目播音的时段当中状态有些含糊，那其实的确因为我正在被分神，因为在播音间我的位置前方当时正大摆着两台电视机分别播放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两网的新闻即时节目。我只记得我们这个节目接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来自广东的某男听众做如此问：“你是不是一个接受了共产党钱而在美国办报纸的人？是不是他们让你怎样说你就得怎样说？”
当时，我看到我刚刚认识的编辑朋友似乎有些着火，挥手象是在示意让这个问题滑过去，我赶紧拦住了他。
我然后对着麦克风说：“任何私人在美国办报都具有相当的风险和难处，这里所说的困难主要来自财务层面，我们的报纸从最初到现在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艰难，有时候这些困难直接威胁着报纸能不能生存下去。从这样一个生存与否的角度而言，一切能让我们生存的帮助我当然接纳不讳，也从生存与否的角度而言，我在等候政治献金。”
我看见我的黑夜在暮色中行走却显现淡色，我听见金属收音器材将我的坦白照单全收。
美国之音的“作家手记”(之三)
其实话说回头，即便曾经产生过令人生畏的“咸阳效应”，美国之音近年来在针对中国方面的面目已经有了很多改善，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身旁、以完全反共为宗旨的“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的迅速建立，已使历史悠久的前者在类比关系中具有些许开明仪态。
而且，美国之音因为得到一些政府款项希望请进社会中的外来人士，尤其是文化界人士沟通交流，因此，我和我所认识及不认识的一些人获得了邀请，为美国之音撰写纯文学文字，上述所说整个系列一揽子被冠名为“作家手记”。
在此之前，我认识为该台撰写作家手记的某些作者，也看到过播音出去后遗留在纸面上的不少文稿，坦白地说，我觉得一些我认为很不错的作者事实上没有认真以写，这里面，有人写自己的一次搬家经过，有人写自己站在自己家窗前回忆家乡，有人写自己见到一位朋友而发的感慨。我知道对部分以为文为生的海外作者而言，“作家手记”可能是他们在海外无数专栏中的一个，又是来自联邦政府资助的项目，他们确实不需要严阵以待。
能够得到美国之音“作家手记”栏目圈定的每个作者并非都因为杰出，考量的标准相信和无数国内国外的编辑部一样，具有相对的筛选与绝对的随机，获选作者最终被派到的“手记”数量以篇数结算，我被派到的数量是五十篇。和我一同接到合同的另外一位作者提醒我说：“你注意到了吗？我们这应该是和美国国务院签订的合同。”
我“和美国国务院”的合同中要求，我作为作者必须在约定期限内完成五十篇经美国之音编辑认可的文字，每篇播出长度为五到十分钟。
我得到合约的年头是在九八年，但那时候，我被分配到的责编一直没有提出要我动笔的要求，在后来的一次沟通程序中我听到他自我解释说是因其手头稿件积压过多的缘故，对赶紧写与不写，我就没有再追问，只在自己手下逐步进入没有催促的相关写作动作。
一年多之后，大约就在二零零零年的上半年中段，电台方面出现一位新责编忽然来电，要求我在二零零零联邦政府旧财政年度的截止日期，也就是当年的八月三十一日之前务必把稿件交清。值得一说的是美国之音的稿件报酬为我所见到的中外最高，财的鞭策，当然也为鞭策。这一下整个人慌了起来，赶紧仔细。
五十篇稿件，五十种题材，不论内容的寻找与确定，单单只是一个“写”，比如说每天写上一篇就已经将近两个月左右了，从我接到忽然来电到“旧财政年度的截止日期”，其实全部相加也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情势当真紧急。
无论水平高下，我的确是不愿凑合的人，当年在国内写专栏时也有写得心焦气燥的时刻，曾经就有糊弄出来的名堂，后来偶然回看那些乌七八糟，真恨不得自己给自己一枪。那种深重的自谴让我直到今天都无限记取，一想就一身冷汗。
为美国之音的这次书写确实是个痛苦的过程，时间的迫近更加上自我辖制，稍微的偏差都能在我自己体内由表及里地制造倾斜，好在九八年签约后我一直有所准备，因此，在不到三个月的时段内好不容易将五十篇文稿完成后，不能断言成品的究竟，但在我，绝对无愧。
写完全部稿件的那天我内心因为大释然而滋生的大愉悦，罄竹难书。
东西付邮后，责编方面开始频繁有电话来，当然需要谈论修改要求，责编提出的修改要求有二：一是需要在一些重大历史数字面前做含糊处理，期望不在确凿事实上出现误差；二是个别文字应口语化，同时需要对超长稿件做出删修。
责编说这是他上司和上司的上司看完稿件后得出的意见。
花费再后来的将近两个星期我按照这样的口径一一改正了文字，并在每篇修改过的文字上都做出了标记和说明，以求审稿方在审阅进程中能有鲜明参照。为此，也曾问过已经完全审阅过一稿的责编“以这样的文字，你觉得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
这话一问完，感觉对方的口气有些一愣，他告诉我他的确觉得文字上乘。
稿件的最后部分应该是由我自己录音，美国之音的稿件提倡作者自己在录音棚内予以朗读，最直接的手段甚至是使用电话录音，具体做法说起来也简单：对方用另外一个话机把作者朗读的声音接收过去之后直接成为可播出的成品。
责编告诉我此时已可以着手安排录音事宜，我们甚至开始讨论各型号音带的收听质量问题，他并确切地告诉了我音带的邮寄地址。
这时候的我感觉自己已然行至机场清晰的登机入口，我的飞行，简单得箭在弦上。
更新的陈姓女责编(之四)
在我已然联系好录音棚行将录音这短短日子当中的某天，我忽然接到美国之音方面的电话留言，说是我稿件的责编已换，新责编对稿件有些看法希望能和我交通。
按照新号码拨号过去，接听的是个女人，年纪似乎不非常大。没想到的是，寒暄未几，对方含蓄而明白地如此直问：“你希望有什么补偿吗？如果我有什么决定，可能会对不起了。”
新责编给我留下的是一个具备符号化、当然必定是自起的美国名字“温妮陈”。她说“可能会对不起了”的这个时刻距整个财政年度的结尾仅差半个月左右，如果加上录音，整个过程可能会更有所拖延，这时的我完全不明白华盛顿方面出了什么争执，但我明白这类事情制约面通常很多，在我这方面就只能等候。
一两个星期之后，我忽然在办公室接到自言名叫“罗大任”先生的电话，他以美国之音人士从未有过的谦虚口吻和我商量是否可以把我的文字做最通俗化的处理？他说自己打这个电话是鼓足勇气而为的，为了说服我，他甚至已经着手为我改好五十篇文字当中的一篇，那是一篇描写我到洛杉矶定居之后第三次回到纽约时的感受之文，他改写的是系列中的首篇。
老实说，看到他传真过来的修改文字，我后脊有些发冷，因为如此一改后的“随笔”已全无文采可言，但想到不然的话自己的所有劳动将悉数乌有，也就未假太多思索地答应下来。但我同时就问：那么我不知道您是否为此可以作主，如果不行，我不愿意更多地浪费时间。
他说他是这件事情整个的负责人，他说怎样就会怎样。
我没有按照他所要求的把全部五十篇文章修改之后寄给他，而是只修改了它们当中的四篇，我把这四篇文字单独存在一个磁盘中，为其命名为“《美国之音》最通俗修改版”。
把这四篇全传到华盛顿之后，我没有想到这以后的等候时间长度超出了我所能想象。在这期间，我陆续听说了不少有关美国之音内部人员的斗争故事，消息渠道说，美国之音内部由于来自中国大陆的雇员相当多因此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比如说，在其人员中来自中国任何一个哪怕再高级的新闻场面上的人都有，举例而言有来自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等等几乎所有你所能想象得到的高级新闻机构的，因此，按照来路分帮结派的事情相当普遍，更有甚者，按照地域概念其内部还分有上海帮、北京帮等等，因此整个机构内矛盾充斥，各种派别交叠角力，交际场合一向险象环生。
由于员工一旦考入这个电台等于加入了美国的官办机构，因此美国之音不少人士终日忙于争斗而不关注业务。更甚至，电台的前任中文部主任就是因为当年传真机上每天都会出现事关自己的匿名告状信原因而被迫辞职的。
但是这时候的我面对美国之音已经有些走不开了。美国之音据说保有每隔几个月就会出现一次岗位轮换调动的惯例，而过去“管理”我稿件事务、从上到下的那部分人已经完全调开，这样的一个事实慢慢让我滋生不祥的感觉，我听到有关我的稿件已经被和原来责编有隙之人控制的说法已经越来越让我觉得自己正在被一种莫名的引力牵入其中，我这方面，为着自己的劳累和心血，不加入都不行。
如此，八月二十七日，距离旧财政年度结算截止日还有四天的时候，中午，我接到美国之音温妮陈的电话，说是“我对你文章的最后意见是所有文章题材几乎都不适合我们使用，只有三篇可以，但还需要做很大修改，你愿意改吗？”
听着这样的意见我开始灵魂发热，觉得自己的气血开始沿着脚趾急速上攀。电话里的对方还在继续说明：“稿件虽然因为题材原因而全不能用，但我们还可以做私人的朋友。”
我其实几乎确定就在这个刹那作出一项当机立断的决定，那则是我不再忍耐了，我忽然大声对着话筒说：“滚你的吧。”
她为此当然愕然，说是“我还一直和上面说你为人相当礼貌”。
我说：“滚你的吧。”
温妮陈(之五)
其实在说“滚你的吧”同时，我当然已经多少知道围绕在我稿件之外而又确定制衡稿件发布的重要原因。那则是温妮陈其人和我的第二任责编有深重的矛盾，因此，取舍之间充斥了旁边的因素。我万分反感个人恩怨在工作中的介入，但由此所迸发出来的积怨面对一个庞大而惯性十足的积习，我百分之百体会得出以卵击石之感。
我私自不忿地为自己想过：如果说到题材的选择的高明与否我为自己其实藏有一例，我在美国办的报纸多年来的所有选题都由我一人最终做主，这份报纸结果从七年前的十六个版面扩展到如今的八十个版面，七年内有较之最初翻了五番的成就，说来说去靠的就是选题。但其实，如此叙叨好象我在为自己的文学观念而争高下，这么写着，连我自己都觉得无趣了。
更重要的是温妮陈此人此言的出现，在我看来昭示了有关美国之音传言的真实。因为这时候的否定，否定的是连同我、旧责编乃至旧责编的上司，其实在这些程序上，遵循旧系统，我的文章显然已经完全通过了。
这时候，我接触到了美国之音的一个题外话。当我想稍微更多地了解一下温妮陈的真实身分和背景时，才知道这是一件无比费力的事情。我所谓美国之音的题外话，是有关美国之音人员对自己底细的讳莫如深。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美国之音的很多人大面上不非常互相往来，人们彼此不知道同事的底细，在有关对我文章的评价时，我曾经天真地想过是不是可以通过了解温妮陈的背景然后确定她的水准再回看自己的稿子。但我的这样听起来初级到家的愿望后来才知道实现起来活似水中捞月。
我最终想方设法能够得到的一点有关温妮陈的身世信息不过是（１）她的真实姓名叫做陈文茹（根据拼音的音译）；（２）很早的时候，大约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的时候，她先是去了香港然后才到美国；（３）她的年龄已经在五十岁岁末或者六十岁初期；（４）她曾经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教师，据说于１９５７年前后毕业于同校。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与人交恶了，对手是一个我只支离破碎知道一些梗概的信息和电话里与交流电音响交织的女声。我思前想后觉得自己必须有一个回应，我需要从温妮陈的否定中找回我稿件的损失和我稿件原审阅者的素质。我因此在电话中告诉过温妮陈：“我想让你知道做一个‘坏人’的结果。”
我跟自己发誓要把这个素未谋面的温妮陈告上最高能告的地方，我不奢望能赢，但我一定要在一个特定的地方上看到这个人面部不甚愉快的神态。
我为此一愿望沉积了自己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怕的是整个事情会因为一时冲动带来后患。年纪越大我越开始一本正经地实行自我约制，凡事面临处理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沉静一个预设的时段。我再三问自己这样几个问题：究竟我是不是基于对自己作品的孤芳自赏而对他人的否定过度敏感？究竟我如此一做会不会使得美国之音方面认为自己惹上的是个一旦沾染上就绝难摆脱的稀有人种？究竟我在骨子里落实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已经演变成旁人眼中姿态矫情的“复仇女神”？而且，最重要的“究竟”更在于我的如此行为，会不会给对我不薄、而我一直和他们素为谋面的其他编辑（亦即与温妮陈对立者）及主管带来莫须有的麻烦？
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我对自己的所有负面假定逐渐释怀，觉得自己依然热切地想做这件事。我也深知到即便我做了这件事对我自己的文字也毫无助益，但如果能让后续作者的作品不受美国之音腐朽内斗所累，我还是认为辩有所值。
我非常明白我当年和美国之音，也就是曾被朋友提醒“是在和国务院签约”的合约内容，但是在无论如何不能规避的“必须经由美国之音编辑认可”一说，我觉得自己理由相当充分，因为我得到的其实是美国之音方面的三种截然不同的修改意见，因此，如果美国之音的人肯秉公作证的话，我有我自己的道理。
我决定倾我所有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全部放开来说话，而不是永远封存在不见光亮的私人角落。
(未完待续)
2001年12月
选自陈燕妮文集《洛杉矶已久》
橘子汽水
2
我亲历的美国之音
作者：陈燕妮
后续的步骤(之六)
后续的步骤其实开始和温妮陈无关了，我越来越明白自己需要动用的是指责温妮陈违反合约的法律程序。当然，在此之前，我所要做的最先事情是和温妮陈的主管交流。
我就是带著这样的私人原因来到华盛顿的，文前我已经提到，这个时间是二零零零年的十一月。这时候距离我稿件“去世”的时间已过去相当的一些月份。
临到华盛顿的前几天，我给罗大任打了电话，这其实是稿件死去之后我第一次和他通话，我这时才知道罗大任其人贵为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就是曾经被黑函打走的那位主任的继任，也是我第二任责编所谓看过我稿件的“上司的上司”。我对罗大任详述了我的感受和我认为不公的地方，我在电话中告诉罗：我认真地认为，温妮陈心地不好，她是一个“坏人”。
罗笑了，电话里边的他声音开始忽然年轻起来，他说“来吧，我们谈一下”，他说“我约上我的上司，他是中文部在我之上的最高主管”。
我们约定，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九日上午十一点，我们在美国之音门口见面，说好了，我们会一起吃一个中午饭。
这是个长约，中途，因为电视片访谈的原因我去了纽约市、去了纽约上州、去了康乃迪克州，轮到华盛顿已经是我出门半个月之内的最后一段了。那天也奇特，那天之后的一天是我的生日。
九日，上午的十一点，时间到了。
从我住的酒店到美国之音，出租车的油门一踩，几乎在十分钟内就已到达。我到早了五分钟，在门口打上去报到电话，罗说马上下来，这往后三分钟之内我看到大楼内里出现一个中国人模样的壮汉，刚试探着虚问了一句：“您是罗先生？”对方当即大喝一声：“我不是。”
等罗随后下来，我立即描述了自己刚才的表错情，然后我们一同大笑。初见的尴尬，瞬间缓解。
罗大任的长相全如我所预料，一个绅士模样的台湾籍文人，个头中等，为人有礼。我们沿着长长的走道和扶梯行走并上升，他的办公室位于中文部最内里的一个角落。
走到他这个角落的人姿态必定很奇怪，准确地说是人们必须将头偏向一侧绕过一个摆放在他房间门口的老式落地电扇，这让我一下子联想到这个地方的仕途，其实也具有无穷的原因和巧合，也好象我的稿件。
只不过，我是败将。
最高主管(之七)
罗大任的顶头上司我没有想到竟是位金发碧眼的年轻人，这年轻的美国人据说就是在华盛顿旁边佛吉尼亚州内出生的。佛吉尼亚距华盛顿的确不远，很多美国之音的人白天上班来华盛顿城里，晚上所回的家就在佛吉尼亚。
他名叫比尔．邦伯。
邦伯在和我见面之初语气略带幽默，说是“陈，燕，妮”，我回身和他握手时有些诧异，一个年轻的美国人竟能胜任如此“中文”的职务吗？
邦伯的办公室和罗紧邻，略带奢侈的是前者多了一个小小的圆桌，四周放了四把椅子。我在这样圆桌旁边和他描述了我所接到的三次完全风马牛不相干的修改意见和我为此付出的心血，然后我说了我已经众所周知的个人感受：“我觉得温妮陈是一个坏人。”我说：“如果作者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编辑内斗的风波中去，那么作为中文部的负责人本身我觉得应该检讨。”
我看到此邦伯一直双眼圆睁地看着我，聆听得看似无比专注。当然，很快就轮到他回应了。他说：“稿子的最后决定是我做，不是温妮陈，也不是罗大任。我也看了稿子，我也觉得标题不合适我们。”
他是一个会说很慢中文的人，虽然语调犯所有外国人都犯的不辨四声毛病，但他还当然算是会说中文的人。他的用词不太高竿，但所有意思我都懂了。
我对他说：在温妮陈告诉我同样理由的时候，她惊讶地表示她并不知道我已经和美国之音正式签约了，当我提醒这一点时，她说“那么可以这么说，我们犯了一个未看你上交作品就和你签约的错误”，当时我告诉她有主管人员曾经看过我的其它作品（的确，当时在签约之前，我曾经邮寄过我著的书籍给当时主管此事的负责人），她曾反问我说“他是一个外国人怎么能看懂你的东西呢”？（显然，温妮陈对“负责人”一词有所误解，她以为我之所言就是此一邦伯。）
我将错就错地对邦伯说：“如今我用这样的话来反问你？你是一个外国人，你怎么能看懂我的东西呢？”
邦伯说，当然，一个作家有权写各种题材的东西，而各种题材也都可能写出好的作品来，但是我还是觉得你的这些文言文（？）作品不合适我们播出。
我悄悄地知道，这时候的论点已经被转换了。我提醒他说，早在罗大任帮我作出修改稿件之初我就曾表示过愿意配合修改文章以便趋于更白话的意向。但邦伯依旧笔直地说：文言文（？）的东西确定不合适我们。
几乎就在这样的一瞬，我知道事情的结论早在我在圆桌边就座前的多少天前就已经断定了，我知道要侵犯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机构的弊端有着远不能为外人道的难点和死角，更何况更改。
这样一来，我预先的想法则显得超级可笑了。
我基本明白事情早在我提出和罗大任及此邦伯会面之初美国之音的积习已经为他们挑选了位置，那就是阴庇自己属下。当然，如果我在他的位置上为官为管，多半也会选此道路。
那么这碧眼青年人，可算侠客一个。
我的眼泪这时候让我感觉敏锐地充斥眼眶，我从小就时常这样，母亲一直说我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哭起来，把“关键”变得走样。
我告诫自己“不准他妈的哭”，但眼泪还是没有尽头地迅速在眼眶里打转，没等我来得及作出更后续的反应，它们全部滚滚而下。
我觉得百分之百地被人屈辱了。
为对面之人的搪塞之词，也为自己眼泪的失控，我告诉邦伯：我恨透了你们这样机构里人浮于事的混日子生活、恨透了整天没事可做靠打击别人作为自己价值体现的个人、恨透了官官相护的无耻嘴脸，我走了之后，我希望你沉静地思想一下，你主管的这个乱七八糟的美国之音已经成了怎样的局面？
在此期间，我听到他两次讲到这样的句子：“我很后悔作出这样的决定让你在美国之音有了一个悲惨的故事。”但我只当这是一个非汉语母语人士善意的掩饰和对中文“后悔”一词的误读。我直到今天都可以完全地回忆起当时我的嘴脸究竟有多愤怒，我的怒火从内心最深处一直拱到眼睛里，我感觉自己双眼圆睁，从来没为自己作品争辩过的我，觉得真他妈的够了。
我开始穿我刚才褪在身后的皮夹克，这是件只有在东部才能穿用得上的东西，就好像我的愤怒夹裹着的伤感，只有在美国之音才用上了。
邦伯说：我衷心期望你的稿件最终能够和读者见面。
我这时说了我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你尽可以放心，无论温妮陈、无论美国之音、无论你，休想挡住我的脚步。”
我把身后的皮夹克“嗖”的一下最终架上肩膀，站起身来，挂着满脸不争气的眼泪我转身而出。
他紧紧跟随我出来走到罗大任的房间，他说：“罗先生，你能不能送一送她？”
这一顿午饭(之八)
和罗大任沿着曲折的室内之路蜿蜒地往外走的时候，我们两人谁都没说话。走到中文部门口的时候他说“我们去吃饭吧”？那一刻我的仍然泪水涟涟得不能自控，我对他说我心绪不好，真的不想去吃。
他坚持说这是我们彼此讲好了的事情。
我依从地和他一起开始往大楼的最底层走，美国之音的职工餐厅位在那里。这时候用膳的人并不多，在我坚持要付两人的饭钱被他的一句“没有这个道理”完全打回之后，我们开始分头寻找自己受用的食品。
这种职工食堂是美国大公司中千篇一律的样式，连菜的样式和收银台的位置都显得千篇一律，待罗大任拿着样貌普通的餐盘寻找自己食物时，用余光瞥见他稍微走远，我的眼泪重新无可遏止地扑蔌蔌下落，那种流泪的感觉完全不是悲伤，究竟是什么我已经概括不清，感觉中自己外衣的两胸都已经被泪水完全打湿。
在收银台前站在我对面的一个中年男人猛地抬头看到我的神态忽然惊愕起来，他手中的面包因为看到了我的眼泪的关系有些要掉下来的样子。我不知道该怎么遏制眼泪，但我告诫自己等我和罗对坐下来的时候，不许，不许流泪。
从在邦伯的小圆桌前流泪时我就觉得自己在性情上有难以言喻的缺陷，我无论如何觉得在讨论自己的作品时哭了出来这动作本身就透露出一种虚弱，而且似乎已经将事情的进程披上了乞求的外衣。
去他妈的吧！
好在我们落坐的时候我的眼泪被严肃地遏制住了，我告诫自己，如果连这样一件小事情都做不成，以后也不要对自己有所期望了。
眼泪之线，就断了。
他问我：结果怎样？
我告诉他：总归是巧立名目维持已成的原状。
他告诉我：事情的最核心难点在于这事情被拖下来了。当时稿子很长时间没人过问，我个人很想让稿件早日出来，就自己动手给你改了一篇请你参照着修改。但后来别人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作为一个主管不能强令别人照我的意见办，因此就出现了今天的局面。
我这才明白，其实三遍修改意见中的第二遍，还是他人好心的一次挽救。他并告诉我：温妮陈在全盘否定了我的题材之后曾经为我提出补偿要求，当时她说“我不认识这个作者，但我知道她当然花费了心血”，但最终由于美国之音从未有为未播出稿件支付补偿的前例而告罢。
罗说到这里，我心里一动，我当然为温妮陈对我个人的哪怕些微担当而心生感动，但同时也更加验证了我只不过是一个内斗互殴中的无辜工具之说。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开始走向释放，淤积内心的一口瘴气缓慢地有了一个出口，罗大任眼睛看着别处告诉我：当事情进行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时间了，当时距离财政年度的结尾已经没有几天了。“不然的话，我一定会把陈燕妮（！）的稿件事情推向成功。”
他在说“陈燕妮”三个字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看着我，这让我觉得我面对的是一个不非常善言而又对我多少抱持好感的老人。我知道我所面对的内斗冰山无论如何不会被这样一件小事做哪怕些微的溶解，何况这里面还有一些我所能体会到的好人走动其中。
我觉得我的万千委屈在几分钟之内化为乌有，我知道我的心境修改解放了耗时良久的自我思索。人，忽然一下子轻盈起来。
其实，罗是不避讳谈美国之音内斗内幕的，他把这内幕形容为“黑函满天飞”。这时候，我恍然想起美国之音另外一位编辑曾经玩笑地告诉过我的这样一句话：“在美国之音，只有我和门口的石狮子是干净的。”
和罗大任最终是在美国之音大楼其实没有狮子的门外告别的，我们双目交错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色一划而过。
这一刻我觉得大地明媚起来，心情，就这样象一张折皱了的纸一样带着浓重的折裂着慢慢舒解。我情愿相信这样一句解释，那就是在对我稿件的处理过程完全不存在帮派之争；我情愿相信我稿件的不幸完全是因为我稿件自身的生不逢时。
我在和罗大任挥手告别的时候，感觉自己身上内套的金黄色绸衣明亮地一闪，黯淡的感受被随同照亮，此成为我与美国之音交恶的一个句号。
我看着身后的这幢灰蒙蒙的大楼，心里向它做最后的告别。我知道只要我一路走开再不回头，我和这个是非之地一定再无牵连，曾经误撞进来的，其实并非命中注定。
我放开了自己任身躯在华盛顿的深秋的天气下行走，觉得把一件心头大事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彻底丢弃意义深重，明天就是我的生日，我似乎已经感觉自己即将增长一岁的周身细胞渐渐复苏。我庆幸自己知道了在这些纷乱之中还有个把曾经想坚持自己的人，虽然事情最终的结果走向了相反。
曾有熟知美国之音内部运作的人告诉我：罗大任其人是从来不为任何作者改稿子的！言外之意是我应该为得到罗曾经的“稿件挽救”而庆幸。此番面对罗大任，和他并肩走出美国之音宽广而无涵义的餐厅通道，我滋生出对这个素昧平生的老人的感激。
我笃信他确实给了我厚爱。
这事的事后(之九)
这事的事后，就在我以为自己已经完全脱离有关思索而飞翔于外的一天，我与这事件最后的一个决断不期而遇。
后续的事情距我大释然那天并不非常远，大约在我最终要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天，也就是和罗大任吃饭之后的第四天，我和另外一位美国之音内里的性情中人吃饭，她仔细地听完了我对事情的简介和我展现出来的释然，稍沉了一下看着我的眼睛说：必须客观地说，你百分之百是美国之音内斗的一个．．．．
我说：“牺牲品？”
她说：“牺牲品！！”
我周身一凉。我以为我已经把握住结局，其实完全不然，这让我感觉有一种冰凉的暗示，让我厌恶得倒尽胃口。
那么，对事情本身，还能说什么呢？
从华盛顿回洛杉矶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巧合地，我偶然听到了有关英国ＢＢＣ电台中文部的情况。能够得到这样的信息完全是因为我突然遇到了一位在ＢＢＣ工作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人事负责人，在谈到他们和美国之音也象也不象的机构建制和人员构成乃至福祉待遇等方面状况时，我感觉她好象我偶遇的又一个证实宝典。
她当然知道美国之音的内部争斗，知道曾经的中文部主任是黑函的牺牲品，她告诉我，和美国之音相比，ＢＢＣ内部的内部结构操作具有相对的制约和框定。当然，在谈到这些制约和框定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提到人性方面的巴望和感触，美国之音赖以扶助人事纠葛黑风甚霄尘上的优厚福利和只进不出的人事规则，使得顺遂人性的东西过度，这样，人们就完全不会忧虑了，，麻烦也就多了起来。
ＢＢＣ的制度相对不非常人性化，比如，他们每三年必须和员工签订工作合约，而且，为了制约老人一直把持位置的弊端，每次签约都规定一定比例的旧员工必须走人，不然新鲜血液永远得不到进入。
至于老员工的问题，ＢＢＣ的规定有些冷血，那则是“到六十岁生日当天必须辞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少ＢＢＣ的旧人如今都在美国之音怡养天年。
ＢＢＣ在薪水方面和美国之音相差不远，应该是三万英镑起薪，但相比美国之音大陆籍雇员过多的状况，ＢＢＣ在任用雇员的问题上一直注重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华人兼收的原则。
我这时候插进一句问话：是不是大陆籍雇员过多是导致一些是非生出的原因？
对方抿着嘴毫不出声地点了点头。
美国之音我以为的可惜(之十)
其实这样长篇累牍地谈说自己的文章如何经由曲径最终走向消亡不是件光彩事，而且喋喋不休地描述自己的愤怒我早说过更非君子所为。象当年衡量是否应该愤怒的情形一样，我曾相当认真地思索过自己是否有必要把有关我和美国之音的过往端出来一说，我这样一直犹豫到事情已经完全过去一年多之后的今天，但最终，“说出来至多权算生动的冲动”一念让我觉得说也无妨。而且，这事情本身昭示了只有在美国政府机构这种既追求获利资本主义又享受福利社会主义的特殊领域才出现的奇特文化，而且涉事者大多还是彼此血同一脉的大陆人。
更何况，此后看到的一些美国之音的不利数字统计让我觉得很多事物物理性的必然完全具备唯物主义曲线，我经由这次生动对一个曾经恢宏的媒体走向如今的凋零感到纯媒体意义上的可惜。
观看一下数字可以知道，美国之音的涵盖曾几何时已经早不壮观，它对人心的掌控早已失去了过去的霸气。近年来，美国之音的收听率一直下滑，根据美国之音自己公布的消息：１９９３年，美国之音的收听观众为一亿两千万，而到了五年之后的１９９８年，这个数字变成了８３００万。
而且记得在北加州文人、曾为美国之音员工后坚决辞职的沈宁之作品《美国十五年》中曾经读到如此内容：
（在美国之音）如果编辑不交代，没人抢着干活。我大约算过，这里工作，根据各人文字能力，一天八小时上班，有效工作时间四小时就算长了。我个人有过一天只作两小时工的日子。快下班了，大家都到大门口等着，数秒针。联邦政府雇员不许早退，一定得工作满八小时，所以每个人记牢签到时间，够八小时那一秒，就签出走人。
（美国之音的）所有人都列在某个行政级别里，做多做少同样工资，从两万七千美元开始，最高到五、六万。每次有了升级指标全部公布，这时候看这几十个人打吧。明争暗斗，给自己贴金的、给别人拆台的，那些日子很少见人有好脸，跟在祖国单位里评职称、分房子一模一样。美国国会一有人说要减少给美国之音拨款了，再看这（中文）部里一片人心惶惶，大家每天都去看《华盛顿邮报》找消息。
（促使）我决定离开这个地方的第二件事情是部内的一场大规模匿名信运动。自然还是因为评级、涨工资引起。那两个月，每天早上中午晚间，办公室印刷机上总会出现一、两张匿名信，或恶言怒骂，或指桑骂槐，或委屈申诉。一出现，就有人马上复印一大堆，到处散发，大家传阅，嘻笑怒骂。
看到沈著，我对自己的事件已经不非常鱼鲠在喉，我知道即便能够把我文章的枪毙算做是纯文学之争＿＿当然，这也非常非常有可能＿＿我对美国之音因为这场“纯文学之争”所引发的各种人事暗盘，也还是觉得疙瘩丛生，媒体自己如果都不能扬善，那么还让谁去扬善呢？媒体自己都险象环生，如何营造一种真实的新闻气氛去救黩渴望听闻公正的众生呢？
不敢说这其实算是我目睹的一个媒体巨人时代声望的结束，总是，对当年能够一言兴邦式的超级传播媒介的凋零，需要检讨。
谨此，也算公开了一桢人性的小启吧。
我忽然不知道，冥冥之中究竟谁才是制造人性原委的罪魁，人可以不那么人性，人却非那么人性，以致于人人身陷其中连人性本身都卖身了。
人性也就无所谓怎样的人性了。
人也就无所谓怎样的人了。而且记得在北加州文人、曾为美国之音员工后坚决辞职的沈宁之作品《美国十五年》中曾经读到如此内容：
（在美国之音）如果编辑不交代，没人抢着干活。我大约算过，这里工作，根据各人文字能力，一天八小时上班，有效工作时间四小时就算长了。我个人有过一天只作两小时工的日子。快下班了，大家都到大门口等着，数秒针。联邦政府雇员不许早退，一定得工作满八小时，所以每个人记牢签到时间，够八小时那一秒，就签出走人。
（美国之音的）所有人都列在某个行政级别里，做多做少同样工资，从两万七千美元开始，最高到五、六万。每次有了升级指标全部公布，这时候看这几十个人打吧。明争暗斗，给自己贴金的、给别人拆台的，那些日子很少见人有好脸，跟在祖国单位里评职称、分房子一模一样。美国国会一有人说要减少给美国之音拨款了，再看这（中文）部里一片人心惶惶，大家每天都去看《华盛顿邮报》找消息。
（促使）我决定离开这个地方的第二件事情是部内的一场大规模匿名信运动。自然还是因为评级、涨工资引起。那两个月，每天早上中午晚间，办公室印刷机上总会出现一、两张匿名信，或恶言怒骂，或指桑骂槐，或委屈申诉。一出现，就有人马上复印一大堆，到处散发，大家传阅，嘻笑怒骂。
看到沈著，我对自己的事件已经不非常鱼鲠在喉，我知道即便能够把我文章的枪毙算做是纯文学之争＿＿当然，这也非常非常有可能＿＿我对美国之音因为这场“纯文学之争”所引发的各种人事暗盘，也还是觉得疙瘩丛生，媒体自己如果都不能扬善，那么还让谁去扬善呢？媒体自己都险象环生，如何营造一种真实的新闻气氛去救黩渴望听闻公正的众生呢？
不敢说这其实算是我目睹的一个媒体巨人时代声望的结束，总是，对当年能够一言兴邦式的超级传播媒介的凋零，需要检讨。
谨此，也算公开了一桢人性的小启吧。
我忽然不知道，冥冥之中究竟谁才是制造人性原委的罪魁，人可以不那么人性，人却非那么人性，以致于人人身陷其中连人性本身都卖身了。
人性也就无所谓怎样的人性了。
人也就无所谓怎样的人了。
2001年12月
选自陈燕妮文集《洛杉矶已久》